谢霖的人物生平
少年东渡日本,攻读明治大学商科,1909年毕业获商学士学位。
回国后,应试经济特科,清政府收入商科举人学衙。因才华过人,深受当局重视,先后派任大清银行(即后中国银行)总司帐,交通银行总会计,四川总督署文案委员,四川劝业道商务科长等职。在任商务科长时,即举办商务传习所,自任所长讲授复式会计,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新式会计人才。由当时教育家胡元聘为两湖明德大学教授,讲授复式会计,著有《薄记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先于《银行会计学》),是中国第一部有关记帐的著作,对学生启迪很大。
谢霖教授以“母实业而父教育”的宗旨,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同时,十分重视会计教育。他在热心教育事业,建立会计师制度,改革会计制度,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和传播会计知识等方面,为中国会计科学发展和会计工作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在工作中谢霖感到,甲午战争(1894年)后割地赔款,清政府更加衰弱。外国人乘势来华兴办实业,掠夺中国资源剥削中国廉价劳工。有识国人不甘坐待宰割,于是一些官办、商办企业相继出现,这是振兴实业的开端,这是大好事!但中国旧式收支会计已不能适应需要。谢师提出应改革会计,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因多数有识之士赞同,改革才得开始。谢师一面开展调查研究,主要以钱庄、票号的中式帐为对象,同时开设讲习所,分批调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的会计人员进行培训。将收支单式记帐改为借贷复式记帐。1912年总结两行会计改革实践,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编著了《实用银行会计》一书(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为小商店设计了《改良中式帐》,著有专辑,使小商店在结帐、纳税时具有规范的数据。他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改革会计一举成功,震动了经济界,全国工商企业争相效法,使中国由传统的单式记帐向科学的复式记帐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并为借贷复式记帐法在中国的运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战争期间(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战场上互相拼杀,顾不上东方了,中国的官僚和民族资该企业,乃乘机急剧发展起来。公司商行的组建、资本的筹集、会计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的设计,经济纠纷的解决,都迫切需要公***会计师的服务,而当时中国却没有这种学有专长、以业主身份自行开业、独立、公正、为社会公众担任审计查帐、会计咨询的公***会计师。一切对外经济纠纷、涉讼案件都要听公***会计师的意见的,都要受在中国开业的外国公***会计师的操纵,中方往往吃亏,甚至双方都为中国人的案件,也要找外国公***会计师解决。谢霖深感于此,又鉴于日本在1914年前后纷纷创立了“会计事务所”,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谢霖于1918年6月上书旧农商、财政两部,建议设立“中国会计师制度”。农商部是当时北洋政府主管全国工、农商业经济的部门,认为谢的申请“有利商民”,很快同意,并委托谢霖起草了《会计师暂行章程》10条。《章程》规定:凡中国人民年满30以上、大学经济学科毕业主修会计的,或曾在资本50万元的银行或公司任主要会计人员5年以上的,经农商部批准,即给予会计师证书,准其开业,办理会计的组织、查核、整理、证明、鉴定、和解等事务。于同年9月7日(也有资料说为9月6日)公布试行。同时向他颁发了第一号会计师证书,是中国第一个会计师。也曾被孙中山大总统聘为孙中山陆海大元帅府的会计长。
191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去北京大学讲授新会计,后又任教于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商学院、铭贤学院等。
为执行会计师制度,谢霖在银行周报上刊出广告,在北京、天津分别成立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和秦开等人),面向社会公众,执行公***会计师业务。这样,谢就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公***会计师,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就成为中国办理公***会计师业务的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随着业务的开展,“正则”会计师事务所的分支机构遍及中国南北,比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杭州、芜湖、南昌、长沙、常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青岛、济南、开封、太原、衡阳、湘潭、沙市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都开展了执业会计师业务。当时,“正则”与“立信”齐名,在全国会计界中享有很高的信誉。为1949年前中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凡设有会计师事务所的地方,都办有正则会计补习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初、中级会计人才。谢霖在北京设正则会计事务所后,某律师认为抢了他的生意,对谢曾恶语相伤,进行人身攻击。谢认为新生事务的出现,总会有人不能理解,一笑置之,未与争辩。
谢霖先后设计会计制度若干种,设计前必须先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如1934年山西省政府修建同蒲铁路时,邀请上海几家会计师事务所代拟会计制度,只正则应邀前去。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将会计科目、凭证、帐册、报表等系统化、规范化,实施后效果明显,得到国内其它几条铁路的会计专家的高度赞赏。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谆谆告诫: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即或当时法律不够完善,只能遵从,但可反映意见。要学法懂法,要学习民法及刑法有关部分,要学习有关商事法规,办事要持公正态度。要以单据、帐册为依据,不应虚伪呈述,不能稍涉偏私,必须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谢师于百忙中仍坚持履行会计顾问职责,1944年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作为中国实业界代表,将出席美国国际通商会议,特来成都请谢霖同去。会上卢与加拿大代表谈妥以1275万加元,购买九艘轮船。谢师向加方索要造价单及预算方案。经审核发现,按照美国国际造船价格标准,加方定价偏高。双方再次研讨,加方同意减收150万加元和十年本息一次还清。此事使外国代表非常佩服。不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即授予谢霖名誉博士。
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时任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谢霖受光华大学校长张寿庸的委托,前往成都筹办分校。谢毅然辞去中央银行秘书长职务,衔命筹办光华大学分部。谢早年曾在四川工作,具有崇高威望。先在城内王家坝租赁房屋,于1938年3月1日开学(为西南财经大学渊源之一)。继则多方奔走集资。土地、建房和一切资金都由社会士绅捐助。在建校期间,谢既领导校务又上课,还管建房,经常城内城外往返奔忙,呕心沥血,备受辛劳,终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白手起家,在成都草堂寺西建起了一所新校舍。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厅、体育场、食堂、宿舍、浴室一应俱全。小桥流水,垂柳疏篱,鸟语花香,窗明几净,是一处幽静的读书环境。1938年秋末冬初即全部迁入新校舍。师生们对建房速度之快,深为感佩,认为学校的一草一树都凝聚着谢师的心血。谢霖对学生要求严格,常在朝会上告诫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前方将士正浴血抗战,才换来个安宁的学习环境,不努力学习,怎么对得起抗日战士?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原因是中国贫穷落后。要使国家富强,大家就要努力学习,学成后为国出力,我们是炎黄子孙,要发扬祖先遗德,光我华夏!”
谢霖对学生既严又爱,上课时要点名,晚上要查寝室。考试很严格,不及格者要补考或重读,成绩特差者要留级、直至退学。对成绩优秀的学生给予奖学金。奖惩分明,激励学生勤奋向上。对个别生活作风不好的学生谆谆告诫,如坚持不改情节严重者要给予退学处分。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尽量安排半工半读,或给予私人帮助,对经济困难的教工也常给私人帮助。
谢霖生活俭朴。在光华大学只领上课工资,不领校长津贴。他有许多事务所,收入不是很少。他的事务所除发给工作人员工资外,还免费供给伙食,对少数无住处者,还提供住房。最后他还是两袖清风,节俭度日,这是人所***知的事。
谢霖以务实精神办学,主张学以致用。要求学生不但要学理论,还要有操作能力。他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工作,由于他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入浅出,富于启发。他在讲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课时,不是简单地讲条文,而是用大量的案例,形象而生动地运用条文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处理。这样的讲课,学生容易理解印象也深。但在课堂上,他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有一些问题,他有意地引而不发不作结论,留待学生去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学要有所思,才能有所得”,这种富于启发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很大。此外,他注重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在讲授银行会计铁路会计等课时,除课堂讲授和课堂实习外,在学完这些课程后,留有一套总习题,让学生在假期内习作,下期开学报到时交卷。这套实习题从凭证到报表,都是正规帐页,由商务印书馆发售。他说是练兵。如只用“T”字形帐户,将来工作时会不知所措。他还利用假期安排高年级学生去工商企业实习,实习地点多由谢霖介绍。学生在实习期间担任部分具体工作,对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起很大作用。当时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有些学生在实习中和企业建立了关系,毕业后即到这些企业工作。谢霖为学生谋求工作至为操劳,为不少学生介绍了工作,而且曾成批地介绍去资源委员会、直接税局、田粮管理处、盐管局等。
谢霖对青年教师十分关怀,要求严格,他常检查助教的实习课,抽查实习题和批改的作业卷,发现问题及时指正。在新留助教前,他亲自谈话说:留在学校工作,要有吃苦精神,学校经费困难,待遇菲薄,你们如另有高就,会得到更多的薪金。但人生在世,不能只为自己着想,应该先为社会尽义务、安贫乐道。其次教师要作“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首先自身要“学而不厌”,要“业精于勤”,自己要刻苦学习,如你知道的和学生差不多、或只略高一筹,你在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非常被动,教学是艰苦的工作,要下苦功才行,同时教师不能只是独善其身,不能只是“学而不厌”,还要“诲人不倦”。诲人是教师的职责,不能把教书当作是贩卖知识,上课就讲、下课不管。不能把先生和学生的关系只是当作知识的接受关系。先生要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体谅学生、要急学生所急、要引导学生奋发向上,这就叫“诲人。”这个诲人不是偶尔为之,而是“诲人不倦”,不如此,那就会造成上课是先生下课是路人……。这些话确是一个教育家的名言,有很深的哲理,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