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民歌中的民歌文化
由于白族接受汉文化较早，所以有很多汉族的白族民歌，白族习惯称之为“汉调”。如《登川刁寒》是一首具有一定白族特色的汉族民歌，在白族地区广为流传，深受白族人民的喜爱。
独具特色的白族民歌在全国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解放后，许多专业音乐家深入白族地区收集和整理民歌。电影《五朵金花》中的乐师，曾经驾着马车环绕苍山洱海采风。大理“三月街”千人追歌的壮观景象，是白族民歌的缩影。一部由《白调》改编的电影插曲《蝴蝶泉边》在全国各地传唱，至今仍在全国各地传唱，扎根各族人民心中。
近年来，一提到白族，人们就不能不想到白族著名女歌手杨。她的《大理白族调》悠扬温暖，她的《麻雀调》活泼有趣，她的《泥鳅调》深沉浓烈感人。在65438年至0978年全国民族声乐演唱会上，她演唱的白族民歌以其甜美的嗓音、清晰的吐字、真挚的感情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赢得了首都和声乐界观众的热烈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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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庆人把唱白族山歌叫做“调”，当地有句谚语叫“樱桃好吃，树难栽，歌好唱。”
鹤庆白族民歌多以爱情为题材，曲调悲怆，音调高亢，风格自成一派。其他地区的白族民歌，每句话大多是“七、七、七、五”的结构(又称“山花话”或“大本歌”)。而鹤庆白族民歌中，大部分段落句式是七句夹两句或四句，少数插入八句或九句。在一些句型中，加入了语气和节奏的变化，或者用词作韵。比如“姐姐(阿小妮)，隔山(妮)我就听到(哎)钟声，(哥是我小哥哥)，不知道哥哥(妮)去哪了？”鹤庆白族民歌是一种对口民歌，男女用汉语或用白语或白语衬词演唱。
鹤庆白族民歌演唱时，多为男女即兴，故又称“脊调”。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歌词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被无数代人浓缩升华，形成了具有很高文学艺术价值的多段对联，成为千古名句。在鹤庆白族民歌中，麻雀、秧鸡、白鹤、青蛙、燕子、鸭子、金雉、金鱼、骏马等动物常被用作赋、比、兴的表达。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发现，鹤庆白族民歌中有很多关于马、马帮、马的篇章和对联，可以说鹤庆白族人与马帮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情结。
主要原因是清代中后期和民国时期，云南鹤庆商帮和鹤庆手工业的相对实力促进了鹤庆商队的繁荣。在鹤庆白族民歌中，有许多与赶马有关的优美句子。
驱马与马的关系是:马有多壮山就有多高，船有多直水就有多深。描述马帮沉睡多年的文字包括:驱马三年不停店，冷锅炮遍地。描述马帮行军中遇到的困难有:驾马怕断球，做人怕亡妻。
描述马和骡子的排列和选择:第一骡子选择枣马，第二骡子选择菊青。我依然有着识路的老玉眼，依然在十几岁的时候徒步。……
鹤庆白族民歌中之所以有许多与马帮文化有关的传统歌词，是因为鹤庆白族人民深受马帮文化的影响。历史上，鹤庆长期以来是滇西北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教育和宗教中心。自唐朝以来，鹤庆在云南地方政权南诏设置了统一部、统一县。宋代大理为云南地方政权时，在鹤庆设立牟同政府，为大理国内八府之一。元代设鹤庆军民路；鹤庆军民府建于明初，清末为州，但清代滇西北军事机构鹤立镇就设在鹤庆。民国初，鹤庆设县，一直沿用至今。云南简史: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鹤庆商帮、川帮、喜洲商帮、腾展商帮是云南四大商帮。因为鹤庆商帮的高度发展，与之相伴而生的鹤庆商队相对来说比其他地区的商队更强大。清末至民国时期，鹤庆各族群众多从事马帮运输、养马、卖马。可以说，马帮文化深入人心，自然影响了鹤庆白族民歌。
白族民歌的起源
与人们的生存斗争密切相关的原始民歌，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表达征服自然的愿望，或再现狩猎野生动物的喜悦，或祈求众神的保佑。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制度的更新，民歌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重要。
《诗经·国风》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歌集。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流传于北方15地区约500年的民歌集。《国风》中的民歌大多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表达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思想和战斗精神，如《割谭》，以辛辣的语言讽刺和诅咒被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说》中把剥削阶级比作贪得无厌的老鼠，描绘了劳动人民对奴隶主咬牙切齿的仇恨和对“天堂”与“极乐世界”的向往。
白族民歌的发展
春秋时期，楚国的民歌非常繁荣。战国末期，诗人屈原等人收集、整理楚辞，根据楚辞的曲调创造新词，称为楚辞。《楚辞》中的很多作品都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充满了幻想和浪漫主义。
西汉时期，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从事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音乐的歌曲被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这些乐府民歌主要描写人民的疾苦，直接表达人民的爱恨情仇，揭露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这一时期的民歌在形式上已经发展为长短句、五言、七言体，并开始有乐器伴奏。《孔雀东南飞》等长篇叙事歌曲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民歌的不断发展和成熟。
唐代的民歌创作也相当繁荣。李隆基即位后，杨玉环得宠，杨家任人唯亲。她的姐妹们都被做了妻子，她们的傲慢达到了“太羞于自己的粉和脏色，而忽略了飞蛾的美丽”的地步。一个谣言说，“从今以后，继承风，生女孩而不是男孩时的幸福”，因为“男人不做harems，却把女人当门楣看”。这或许不能代表普通人的向往，但这只是对皇室的讽刺。
到了南宋，民间产生的讽刺歌谣更多了。南宋统治阶级腐败，玩弄政治权力。一首民谣讽刺道:“想当官，杀人放火必招；要想发财，就跟皇帝卖酒卖醋。”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元明时期，人民的苦难越来越深。百姓唱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有了朱皇帝，十年有九年饥荒。”由于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激起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颍州的刘福通势头最大。他带领65438+万农民，有“红军”的称号，所向披靡。所以，歌中云:“城内火起，官散，城中无人。红军坐在房子上。”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制度面临崩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民主进步的民歌。比如明朝的民谣:“吃闯王，穿闯王，闯王来了不接粮。”“盼星星，盼月亮，盼大王的意见。”
中国被清朝统治后，人们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昏昏沉沉，贪得无厌，这是对外侵略和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那个悲惨的年代，普通人连温饱都不能满足，于是这样感叹:
“天子坐金盆，政乱。黎巴嫩人民深受过去之苦，干坤颠倒。从此，太平之年无望。”
1900年，袁世凯奉其主子清帝之命，在山东推行血腥屠杀政策，屠杀义和团士兵无数。人民对袁世凯恨之入骨，唱起了“杀了袁贵丹，我们才有饭吃”的歌谣。在袁世凯总督衙门的墙上，人们画了一只红顶羽毛的乌龟，爬在一个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这幅漫画和歌谣表达了人民对袁世凯的仇恨。
随着清朝的覆灭，民国以来，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军阀，残害中国人民，支持袁世凯称帝。当时袁世凯听说京城街头卖元宵的人很多，认为这是大忌，把元宵当成了“宵远”，于是发布命令，禁止叫卖元宵，强行改成了“汤圆”，于是就有了民谣:“大总统！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与日俱增。他们嘲讽卖日货的商人:“绿马甲真宽大，绿帽子还不错。我叫你再卖日货！”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史诗在民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北方农民唱道:
“边区本来就是根据地，赶走鬼子是为了杀汉奸。”“把权力还给我，我才敢钻。”
新中国的诞生赋予了民歌新的生命，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一个光明的未来展现在人们面前，就像一个人在沙漠中经过艰苦的跋涉，突然看到了蓝色的大海，人们的情绪激动起来，激动的心中不断涌出歌声。人们用歌声唱出了对党、对毛主席、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人们创造了《东方红》、《我们的领袖毛泽东》、《浏阳河》、《八月桂花开》等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