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和谐:《荆棘鸟》中的家庭演变|荆棘鸟韩剧

[摘 要] 本文从父权制核心家庭视角来解读澳大利亚当代作家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发现其文本自身的隐喻,即女权的崛起与男权的衰落。小说通过文中祖孙三代女性所组建的三个家庭中男女两性在两性关系及家庭地位中的变化过程,即从祖母辈的典型的父权制核心家庭变化到女儿辈的父权制核心家庭的逐渐瓦解以及到孙女辈的父权制核心家庭退位,呈现了西方父权社会中男性中心思想的退位及女权文化的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两性和谐。

[关键词] 《荆棘鸟》;女性主义;两性关系;父权制核心家庭

《荆棘鸟》自问世以来,以其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激发了诸多研究者的热情。自1992年以来,我国学者从宗教、文化、叙事、神话原型理论以及女性主义等多种视角对《荆棘鸟》进行了细致的阐述和解读,学者主要集中分析了男女主人公,环境的寓意,宗教的悲剧。但是具体到运用女性主义视角时,众多学者则侧重分析了女性话语、女性身份、女性意识、女性形象。综观研究领域,尚无学者从父权核心家庭的角度探讨过《荆棘鸟》所表现的女性主义思想,故作此文,以管窥豹。

父权制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1]51女性主义批评认为“人类的进步和男性的文明是建立在对于女性的压抑之上,父权制正是通过对女性的压抑并隐匿这种压抑而得以维系,妇女的成长史则是女性在被压抑和反压抑中追寻自我意识和主体存在的历史”[2],父权制核心家庭无疑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一个重要途径。《荆棘鸟》一书中,以菲为代表的祖孙三代女子,在经历恋爱婚姻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女性意识,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婚姻中的父权制显然有着显著的变化,与此相伴的则是女性意识的觉醒。随着女性意识的不断增强,女性在两性关系和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步升高,形成反差的则是男权的日益衰落。女性意识的增强和男权制度的衰落一旦达到平衡状态,婚姻主体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就打破了父权制统治下的男性压迫女性的传统模式,重新构建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体系。

一、父权制核心家庭的代表

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核心家庭是父权时代的产物。这里所谓的核心家庭,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男女两性***同组成的家庭,其文化范式为男性主宰、女性服从和男性优越、女性低劣。[1]51在《荆棘鸟》中,菲和帕迪组成的家庭是父权制核心家庭的代表。在这个家庭中,掌控整个家庭的是男性帕迪,而女性菲只是他的附属品,没有任何发言权与决定权,集中体现了男尊女卑的模式。首先,菲与帕迪的婚姻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菲与帕迪门不当,户不对。菲出生在贵族家庭,而帕迪只是在菲父亲农场中干活的一个普通农民。菲与帕迪的关系实质上是主雇关系。但是因为菲未婚生子,被认为“玷污了门风”,[3]129非但没有权利去追求真爱,反而在其父的强制安排下,下嫁帕迪。在未嫁帕迪之前,帕迪对菲有着敬畏的心情,只是远远地看着她,想着她的美貌,并且“怕她怕得要死。”[3]130然而,菲一旦成为他的妻子,他在两者的关系中则从“被雇佣者”瞬间变成了“主人”,完全处于主导地位;而作为婚前的主人菲则一改主人的气势,变得沉默寡言, “不喜欢随意多讲话,”[3]11对其丈夫言听计从,总是毫无怨言地听从帕迪的吩咐。“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4]作为父权社会的男性,帕迪掌管一切、控制一切。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造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不会做家务,他就不停地指导她做家务活,直到菲独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整日为家务活而忙碌,完全失去了女性自我。这种改造不单单是改造一个女人的技能,更重要的是男性通过这种技能改造来迫使女性认同父权制社会强加到她们身上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即使像菲这样出身高贵的女子,在男权的社会中,也只是男人的附庸和维持家庭生活的劳力,只能在家庭中扮演类似于仆人一样的角色,为家庭琐事而累,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其次,帕迪作为这个家庭的男性家长,他还控制着整个家庭的经济大权。帕迪因为娶了菲,得到了数目不小的一笔钱,而这些钱全部落入帕迪的手里;所有与外界相关的经济事务一律由帕迪决定,他负责种植田地,也负责决定是否应其姐之邀远赴澳大利亚。尽管菲反对一家人盲目地远赴澳大利亚,但是帕迪并没有尊重菲的意见,反而想尽一切方法达成了自己的愿望,这只是因为最终的决定权仍在帕迪手中,因为“爸爸(帕迪)总是支配着菲和他的孩子们。”[3]311不仅如此,帕迪还掌控着孩子的教育权。“她把管教孩子的事交给了他,除非情况极不寻常,她总是好与非议、毫无怨言地照他说的去做。”[3]11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菲把孩子的教育权拱手相送,但是,实质上是在父权制核心家庭中,女性本身已经被家务活以及生育折磨得劳累不堪,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教育指导孩子;而且,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无法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除了知道自己应该循规蹈矩、恪守妇道之外,丝毫没有任何门路可以融入男权的社会中。在这样双重的压迫之下,女性迫不得已才把孩子的教育权转交给男性。所以尽管菲是一个母亲,但是除了能干家务活,她终究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孩子的教育权。在这种父权制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婚姻模式下,女人毫无地位可言,她的劳动归男性支配,孩子由男性教育,金钱亦由男性掌控。女人始终处于“他者”地位,低人一等,受男性统治,甚至被剥夺话语权,这也是菲在家庭中始终少言寡语的真实原因。由此可见,在帕迪和菲组建的家庭中,父权是一切,统治着一切,女性只是供男子使唤的工具,无法具备独立的人格,缺乏思索的能力,更缺乏女性意识,只能无奈地接受男性社会以及男性的支配。

二、父权制核心家庭逐渐瓦解

与菲和帕迪所组成的核心家庭所不同的是,其女儿梅吉与卢克组成的家庭不再是典型的父权制核心家庭。梅吉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女子。在梅吉与卢克的婚姻关系中,女性不再是一味地依附男性,被男性从身体到精神上奴役,相反,女性已经意识到其自身具备的强大力量,因而从起初的言听计从转变为为自己而活,最后甚至忽略男性的存在,因而父权制核心家庭在梅吉所处的家庭中逐渐瓦解。梅吉之所以嫁给卢克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梅吉因得不到最爱(拉尔夫)便退而求其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她潜意识中的男尊女卑的思想。婚前,虽然她不愿意与卢克一起去舞会跳舞,但是因为卢克的坚持,她就做了让步。卢克以一种男性中心的姿势统领他和梅吉的两性关系。卢克要求梅吉嫁给他,梅吉就同意了,即使她知道卢克不是她的真爱。梅吉不仅在情感上受到男权的统治,在家庭生活、经济生活中亦被卢克所控制。新婚不久,卢克就要去昆士兰赚钱,虽然他看出梅吉的悲伤,但是“他并不在乎,因为他不打算让她在他的生活中变成举足轻重的人,以至于他还得为她担忧发愁。”[3]311在卢克看来,梅吉可有可无,对他无法产生支配的力量。在性生活中,卢克亦处于支配地位,根本无视梅吉的需要与痛苦,正如沃克所言,妇女的身体成为供男人使用的东西,再独立的妇女也变成性交的对象。“相对于男人,女人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女人是附属的人,是与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5]除此之外,卢克还掌管着经济大权。新婚伊始,卢克就明确地告诉梅吉所有的财产都归他所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梅吉的嫁妆。他去挣钱,也从不给梅吉任何金钱,为了不花钱迫使梅吉去做女管家,为了聚积钱财他甚至拒绝要孩子。作为父权代表的卢克想要的只是自身价值的实现,女人及女儿只是男人的私有财产,是累赘,只会消耗他积累起来的金钱数字,因为“女孩子一点儿用处也没有,只能把一个男人吃穷”[3]388。然而,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梅吉都处于顺从的状态,即使意见相左,最终仍旧配合卢克的要求。在当时,梅吉的女性意识还没有觉醒,没有意识到男权对于其身体与精神的残害,视卢克的话为圣旨,即使有不满意的地方,也不反抗,而是一切按照男性的要求去实施。由此可见,父权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不仅剥夺了女性的经济权,而且还剥夺了女性的生育权,甚至扭曲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导致女性的自我丧失,成为男性的附庸而不自知。

然而,在历练中,梅吉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被迫去当管家的期间,读了很多书,意识到女性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被男性压制。之后,她开始有意识地抵抗男权的统治。在性生活中,她不再一味地屈从卢克的安排,而是把自我的需要提升到第一位。她敢于拒绝卢克的性要求,但是,当她想要孩子的时候,她又主动迎合其丈夫,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怀了孩子,在性意识上颠覆了男性主导的位置。她向卢克宣告他统治金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从此之后她将不给他任何一分钱。她还单方面与卢克提出分手,尽管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社会是被认为有过错的。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女性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仅从身体层面肯定自我,而且也通过获取女性的生育权和经济权从社会层面肯定自我,在女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提升中脱离父权社会的藩篱,已经从自我的解放深化到争取社会权利的高度。最终,梅吉离开了卢克,重新夺回自己的财产权,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带着孩子回到故乡德罗海达。至此,父权制为核心的家庭走向了瓦解。决定女性命运的是女性自身,而不再是男性。梅吉在农场干活,凭借自己的财产和劳动养活孩子。至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女性家庭。女性家庭的出现对根深蒂固的父权制社会进行了颠覆。梅吉的内里的刚强和坚定,否定了父权文化的合理性,摆脱了对男权社会的依附,走向了个性成熟与独立,具有独立的女性意识。代表父权的卢克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提及,也只见其字未见其人,父权的衰落由此可见一斑。梅吉收到卢克的信件,也只是随手丢开,在心理层面也彻底摈弃了父权的桎梏,走向女性追求自身价值、肯定自我的世界。

三、父权制核心家庭的退位及两性的和谐

梅吉的女儿朱丝婷,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具有极强的女性意识。她与其丈夫雷纳的婚姻是以彼此平等对待为基础的。朱丝婷的婚姻不再是依附男人的传统婚姻,而是独立自主地选择男性的婚姻。女性在两性的关系中亦不再处于劣势,而是与男性平等相对,互相支持,互相关爱,体现了和谐的男女两性关系。朱丝婷在成人之后就独立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她不顾当时社会的歧视和家人的反对去做了一名女演员,并为之付出许多艰辛,最终有所成就。她的女性意识不仅体现在对事业的独立选择和执著追求上,还体现在对婚姻的态度上。朱丝婷反对成为婚姻的附庸,丧失自我。当梅吉问其:“你不想结婚吗?”[3]526朱丝婷显露出轻蔑的神色:“根本不可能!哭天抹泪,像叫花子一样度过我的一生吗?向某个连我一半都不如,却自以为不错的男人低眉俯首吗?”[3]526在朱丝婷看来,婚姻中的男性往往不如女性,但是他们却常常把自己置于优于女性的地位,这样的男女两性组成的婚姻显然是她所不屑的。朱丝婷的女性意识已经渗透到她的思想,成为她衡量一切的出发点和标准。她一度与不同的男人发生性关系,但是她从不对他们承诺也不需要他们的承诺,甚至害怕男性给予其承诺,害怕因为男性的承诺而受到束缚。在性关系的处理上,朱丝婷打破了传统的女性处于劣势的模式,相反,作为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拒绝认同性关系意味着男女在精神上的结合,而认为性行为只是愉悦对方的生理需求而已,并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男性的身体和精神,但是又不压制他们,体现了她的独立平等的思想。在对待雷纳的态度上,朱丝婷秉着一贯的平等作风,以一种极度自信的方式对待雷纳,不卑不亢,充满自主的意识,不为男性所决定。“那冷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富于逻辑的头脑似乎完全控制了她。”[3]620朱丝婷的个性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和父权制。然而,作为女性,朱丝婷在情感上仍然不可避免地拥有女性特有的多愁善感。当她感觉雷纳不再爱她,她忧伤而自责。但是,收到母亲的信后,她主动去找雷纳忏悔自己的过失并证实自己对雷纳的爱恋。她不仅忠实自己的感情,亦尊重男性的选择,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达到了男女互爱的境界。“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主义者不再强调男女的对立,否定对两性及其特征做绝对的划分,认为每个个体不论男女都是有差别的,因而不应再将女性看做与男性相抗衡的另一个性别。这时期的女性运动意在消弭冲突与对抗,在爱和温情中推进男女两性的和谐。”[6]由此可见,雷纳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朱丝婷所代表的女性在女性意识提升过程中的选择结果。雷纳拥有十足的男子气概,体格强壮,聪颖过人,目的明确,百折不挠。所有这些优秀品质无疑是两性和谐的家庭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雷纳一改父权制度下的男性形象,始终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女性,理解女性并尊重女性。在与朱丝婷相遇、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十年中,雷纳以其绝无仅有的耐心等待朱丝婷爱情的到来,他意志坚定,不把爱情作为筹码,而是忠实于内心世界。在朱丝婷对他的感情尚不明确时,他只是以朋友的身份不时去伦敦探望她,关心她,鼓励她。他的自信与胆识让他选择欣赏特例独行的朱丝婷。除此之外,雷纳还尊重朱丝婷对于事业的选择。在结婚的前夕,他对朱丝婷说“我不会让你改变现在的样子,变成另一个样。就连你脸上的雀斑或大脑里的一个细胞都不会改变的。”[3]691他自始自终都认为朱丝婷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女人,有其独特的性格与思想,是他欣赏的对象,与他处于平等位置。 他没有自私的占有欲,也没有把朱丝婷看成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他既不控制她的身体也不控制她的精神,而是无条件地支持她、爱护她。最难能可贵的是,雷纳对朱丝婷的爱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之上的,因而坚定而长久。在戴恩(朱丝婷的弟弟)过世后,朱丝婷一味沉浸在自责中,迷失了自我,准备放弃伦敦的成功的事业,重返德罗海达。雷纳得知后,孤身一人前往德罗海达,与梅吉促膝交谈,通过梅吉的言语来帮助朱丝婷醒悟什么才是其生命中难以舍弃的部分,是她真正的追求,而谁又是可以给她带来真正幸福、可以让她终生相伴的人。雷纳以他的平等之心得到了朱丝婷的友情,而他的理解与尊重则俘获了朱丝婷的爱情,最终,他们走向了婚姻的殿堂。雷纳,正如朱丝婷初次叫他为雷恩时一样,确实是“荒漠之地的生命”[3]588,不仅让女性的生命焕发出耀眼的光芒,亦增添了男性大爱的光辉。男女两性之间不再是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统治、女性依附的范式,取而代之的则是男女平等、男女互爱的和谐关系。尽管作者在文中没有提及朱丝婷和雷纳的婚后生活,但是从字里行间不难推断出朱丝婷和雷纳所组建的家庭势必是平等与尊重同存的和谐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男女两性彼此尊重,彼此爱惜,彼此扶持,和谐而完美,正如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7]原则一样,家庭中的两性惟有如此,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曾经一度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核心家庭在和谐两性关系下已然退位于和谐家庭。

四、结 语

考琳?麦卡洛通过祖孙三代恋爱婚姻的不同境遇的描写,刻画了父权由强势逐渐走向衰落,而女性意识却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变化过程。男权的衰弱与女性意识的增强,这两条主线在不断变化之中趋于平衡。这样的演变,体现了作者对于女性主义的思索。显然,作者揭露了男权的独断专行,批判了其压制女性的一面,宣扬了女性意识的提升。但是,作者并没有一味褒扬女性主义,完全否定男性群体。雷纳展现了男人美好的一面,即使女性意识极强的女性朱丝婷亦为之吸引。两者彼此爱慕,彼此征服,互帮互助,形成了和谐的两性、婚姻关系。由此可见,考琳?麦卡洛冷静地对待女性主义,形成其独特视角下的男女两性关系和父权制核心家庭的大嬗变。通过《荆棘鸟》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中的两性关系的研究,读者将认识到传统父权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戕害,认识到女性只要觉醒,不甘于在两性关系中做父权文化的附庸就定能打破这个世界的一元统治,使世界变得平衡、公正,使男女两性关系变得和谐,让父权制核心家庭永远退位于历史的舞台!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南京理工大学于雷副教授和袁小华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05).

[2] 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6.

[3] 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 Simonede Beauvoir.?The Second Sex?[M].trans and ed. H U Parsb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9.

[5] 王永丹,王军. 不做男权传统樊篱中的他者妇女――探析《父亲的微笑之光》中的反性别主义主题[J].飞天,2009(16).

[6]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

[7] 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M].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赵曦(1980― ),女,江苏盐城人,南京理工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淮阴师范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