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动10万“鸭子军”治理巴铁蝗灾？

近日，浙江十万鸭子?出征?巴基斯坦冲上了热搜，尽管专家已经回应了这样的治理方式不适合巴基斯坦这样的地区、同时对此进行了辟谣，但还是让人不禁感叹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实际上，用鸡鸭这种办法治理蝗灾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鲜，较大规模的应用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

如在明末清初陈世元《治蝗传习录》、《金薯传习录》等一批农学书中，都记载了江南地区放鸭治蝗的经验。清朝陆石仪的《除蝗记》中记载：?（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如稻畦中，蝗顷刻尽，亦江南捕蝗一法也。?清朝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鸭能?春夏食蟛蜞（一种小螃蟹），秋食遗稻?。

而在民国时期，这样的方法在江南地区仍然盛行。比如江苏南京八卦洲的百姓就在1936年7月自发的组织了?八卦洲治蝗养鸭会?。八卦洲地处江边，是蝗虫产卵的集中地，蝗虫幼虫多在这里生长，极度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生活。

1937年《农报》就刊登一篇《养鸭与治蝗》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用鸭治理蝗灾的具体情况，文中称当地每年可以养鸭四次，约800只，一只鸭每日可以吃掉2斤左右的蝗蝻（蝗虫幼虫），卖出后一年可获利一百多元，当时一个鸡蛋就差不多只要五分钱。这个?八卦洲治蝗养鸭会?规定养鸭的资本由当地的佃户按亩来筹措，每百亩养鸭10只，所得的收入一部分作为协会的固定开支，剩下的绝大多数60%按亩派发给农民、40%作为公积金储备，用来治理蝗灾。

这样的措施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蝗灾的治理，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案例看的太简单，把养鸭治蝗这种手段看的太高。

首先，这种方法极不容易普及。

从民国这个案例可以得知，实际上使用鸡鸭治理蝗虫比较适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民有闲钱、有合作意识，可以***同的出资经营副业，但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非常难操作。

而且，鸭子攻灭的也是蝗虫的幼虫和卵，对铺天盖地的成虫并没有很大的作用。一只成年的东亚蝗虫在三五厘米左右，此次作乱东非南亚的沙漠蝗虫比东亚蝗虫块头略大一些，通常在4-6厘米。蝗虫过境后生灵涂炭，寸草不生，不管是庄稼还是牲畜甚至是人类，都会成为他的攻击目标。

《栾川文史资料》记录了一个老人回忆1942年的蝗灾时的真实情景，他说：?大清沟村街上有个外来户姓申的 ?因有病走不动了，想在路边歇歇再走，就被蚂蚱紧紧包围。可怜他挣扎不动，被蚂蚱活活咬死。身上的肉被掏吃的一干二净，成了骨头架子。?

试问，如果将十万只鸭子送到成年蝗虫下，到底是治理蝗虫呢？还是给蝗虫送肉吃呢？

打开UC浏览器 ?查看更多精彩图片

其次，治理蝗灾是一个区域性的系统性工程。

在民国时期***发生了2100县次的蝗灾，其中以山东、河北为最，每次蝗灾都会持续2~3年的时间，在这其中尤以1927~1928年蝗灾为最，山东省全面受灾，可谓是饿殍遍野。因为民国时期人事的腐败、内忧外患，大多数灾民都对手足无措，更别提有钱像上面所说的南京农民众筹搞一个?养鸭会?来，连水利设施大都荒废。

所以，普通民众只能向?巫术?求助。在蝗灾发生后，普通民众赶忙祭祀驱蝗神刘猛将军以及所有看起来可能有用的庙宇，给?蚂蚱爷?唱戏的、为?蚂蚱爷?杀猪的，种种愚昧行为应有尽有。灾民通常将蝗灾视为天罚，而将蝗虫视为不可捕杀的神虫，甚至一些工作人员到地方进行科学指导，都会被愚昧的村民武力阻拦。现在有?三个蚂蚱不敢跳一起，会被炸成串?的说法，在民国时期也不成立。

蝗虫的肆虐并不会在意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必须区域性、全国性互相协作，因此蝗灾的治理不能依靠一些群众的自发性行为，必须依靠统一的政府进行统一调度指挥。

而养鸭治蝗这种方式，只能作为地区性的小规模行为，其目的防大于治，作用也相当有限。

民国军阀割据、政党内斗的情况使得各地政府各行其是、矛盾重重，无法组织起统一的全国性的治蝗方略，因而使得民国的蝗灾灾情比起清朝来说更为严重，极度影响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

民国的赈灾 灾民往往只能分到几分几厘的赈灾款

中国的劳动人民对待蝗灾看似有无穷无尽的办法，这些具体的措施常常被人们调侃，甚至有了浪漫的幻想都是正常的。但蝗灾的危害仍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才彻底根除，是在一代代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不断努力，在今天科学的现代化措施下才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些看似?有趣?的办法，并不能彻底的解决新中国成立以前人民的苦难，也不能彻底解决这次的东非蝗灾。

蝗灾的治理也是考验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的基本的治理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试金石。按照民国的经验所言，鸡鸭治理蝗灾的方式并不可行，这次的蝗灾必须要进行国际的合作、东非南亚全国人民的动员才有根治的可能，而目前这些地区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一些国家局势动荡、邻里之间矛盾重重，此次灾情并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