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题：请谈谈你对资本主义的理解。

题目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是个很深刻的问题。要谈谈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实质是什么？笔者经过参阅了一些资料，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

事实上，黄仁宇持有的是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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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 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扩展程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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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以往叫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应当正名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一直就存在着：财产权利，市场和交易，道德意识。所需要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个创造性，和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一样，蕴涵于无数文化实践者的创新努力，取决于大众拥有的创新自由。

三、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詹姆逊是当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基本范围，但他也承认，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今天的资本主义已出现了新的特征。

他具体归纳出当代资本主义有以下三个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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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商品化”。他说：“日益强化的政治与经济的文化意义，并不是这些领域倾向于分裂与差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来越普遍和彻底的结果，这种商品化现在完全有能力将大片文化区域殖民化，而这些文化区域一直阻挡着普遍的商品化，一直确实与这种商品化的逻辑基本上处于相对峙和相矛盾的状态。今天，文化基本上已变成了商业，这一事实所造成的后果是，过去通常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和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必须无视这一特征。”他认为，“商品化”已严重到足以吞没大片文化领域的程度，这一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业，另一方面则使先前被视为经济和商业的东西也变成了文化。所以，当今的经济和商业的东西已有了文化意义。他强调，经济与商业的东西具有文化意义并不是其出现分裂的结果，而是商品化的结果。

其二，“消费主义”。他说：“至于消费主义，许多人可能指望，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人类社会越过消费主义的经历是必要的，假如这样做是为了选择一些与其宗旨根本不同的东西的话。但是，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不再具有这样的功用。可能的情况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理论的下述预言：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滋生其体系所不可能加以满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界体系的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应验。”詹姆逊不同意人们对目前盛行的消费主义的作用的评价。他强调，消费主义在客观上已失去这种正面效应。他赞赏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的激进理论对消费主义的批评。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说：“在某种理论的层面上可以说，诸如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理想社会这些当下的紧迫问题，就它们都缺乏实质性内容，都比较抽象（与在另一个时代使用的‘异化’这一术语相区别）而言，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将面临辩证法反论的一面。当建立新的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可能性，所伴随的是今天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获自己的独立性，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世界市场相抗衡、相割裂、相对抗时，难于克服的困境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不可能凭着自己的想像就能找到一条捷径。正是现实中结构性矛盾产生着对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们至少能够通过黑格尔所说的‘否定的角度’，通过关注能被指望产生新的东西的那些地方，来把握这一现存的困境。”詹姆逊的这段文字有些晦涩，但只要仔细阅读其意思还是清楚的。他论述了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内容、实质、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与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失控的资本流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世界网络是建立在民族自主权的丧失的基础上的。

他在讲到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时说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术确实是新的资本主义‘后现代’阶段的主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愿从知识上和政治上去分析这些发展。惟有从世界体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体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的危机理论和新的结构性失业是一致的，而后者与金融投机、大众文化的后现代性一样都是同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发展起一种新颖的国际政治实践，它许诺在新世界体系中维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并找到一种办法，从衰落的劳工运动和急速的资本转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逊在这里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担负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历史使命，而且描述了此后所必然产生的前景。

由于觉得“资本主义”对我来说是个比较深刻的问题，我暂且从上述“传统的看法”“扩展程序的看法”和“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来拼凑一些我对资本主义的粗浅认识。要想有更深刻的认识，还有待于我不断地阅读大量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书籍，并作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