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治郎的中村事件

1931年6月初，日军参谋本部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潜入我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中村等人途经洮南时，被张学良的东北兴安屯垦军第3团关玉衡部逮捕并秘密处死。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遂借此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大造侵华舆论。这就是“中村事件”。当时在屯垦3团任少校团副的董平舆的儿子回忆了他所知道的“中村事件”。

兴安屯垦区因地方重要，早就划为了军事禁区

我家是长春人，我的祖父董耕云是老同盟会会员。1917年，祖父曾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非常国会，后被孙中山先生派回东北，作为他和张作霖的联络代表。

因为有这些关系，我父亲董平舆1923年北大毕业后，就在奉天交涉署当秘书，1925年由炮兵司令邹作华推荐、张学良将军保送到日本士官军校学习，并于1929年10月毕业。

当时大兴安岭地区土匪活动猖獗，治安十分混乱。为了加强守备，开发边疆，维持治安，张学良将军将一部分奉军改编成屯垦军，建立了兴安屯垦区，并任命邹作华为屯垦军司令。我父亲回国后，就在兴安区屯垦督办公署下的屯垦3团当少校团副，驻地在佘公府。兴安屯垦区因为地方重要，早就划为了军事禁区。

1930年，我7岁时随我母亲到3团住过几个月。时任兴安屯署军务处长兼第3团团长的关玉衡常到我们家来。我管他叫关伯伯。他身材魁梧，穿军装马靴，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官。他很喜欢我，常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问我长大了是不是也当军官。他也常抱起我来亲我的脸，硬胡子茬扎得我很疼。我很怕和他见面，有时老远地看他来了，就躲着他。关伯伯是一个既威严又可亲的长辈。

3团这一带很荒凉。团部房子又矮又小。办公室只有一个长桌，墙上挂着一台手摇电话机。办公室也当会议室。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高粱米，沙子很多，嚼的时候不敢合牙。那时因为日本侵略军不断挑衅，时局已很紧张。住不到半年，我和母亲就离开了那个荒凉的地方。

我父亲判定中村是日本军事间谍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自1931年开始，即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东北各个要塞，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当年5月，曾任日军参谋本部参谋的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受日本驻中国东北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派遣，以考察农业为名，潜入兴安屯垦区，窃取我军情报。)

1931年6月25日，关伯伯率领部队巡视防区边防，留下第1营营长陆鸿勋代理团务。

就在关伯伯出巡走后两个多小时，卫兵在团部附近看到一伙人牵着马匹在拍照测图。卫兵认为形迹可疑，就报值勤军官，将可疑人带到团部。

这伙可疑人正是以中村震太郎为首的日本军事间谍。陆鸿勋对中村等人进行审问，但中村不会说中国话。陆鸿勋见他蒙古人打扮，就找人用蒙古话审他，他又听不懂。陆鸿勋这才怀疑他是日本人，就让我父亲用日语审他。

我父亲问他是干什么的，中村就拿出一张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名片，佯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到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的研究人员。我父亲没有听信他的话。他从中村等人的马匹、装饰断定他们形迹可疑，就命士兵搜查，结果从他们的行囊中搜出手枪、很多张手绘的军事禁区地图和调查手记。我父亲翻阅了调查手记后得知，中村的确切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调查手记上还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根据这些，我父亲判定中村是日本军事间谍。

关伯伯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

第二天，关伯伯回来后亲自审讯中村。中村非常蛮横，竟耍起威风同官兵格斗起来。关伯伯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当令其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画押时，中村又撕毁口供，同官兵扭打，被士兵当场用枪托击中头部，晕倒在地。

究竟怎么处理，关伯伯征求大伙的意见。当时我父亲建议按军事间谍罪处死中村。关伯伯仔细考虑了一下，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已确凿无疑，这明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即使就此提出交涉，也难免让中村等人逍遥法外。鉴于此种情况，关伯伯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于是就在当夜，中村等人被押至后山偏僻处枪决。

6月27日一早，关伯伯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怕日军借此进行挑衅，就作出了“妥善灭迹，做好保密”的指示。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伯伯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关伯伯的司务长李德保禁不住诱惑走漏了中村被杀的消息。

事后，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3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9月13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伯伯和我父亲接到沈阳。关伯伯由宪兵看押，以防日本人加害。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3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随后我父亲也被派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官了。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它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几天后，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一直对我父亲和关伯伯进行追杀

9月18日当天晚上，日军到处查找关伯伯。幸亏看他的宪兵提前把他放了。关伯伯和我父亲都是化装跑出沈阳的。

我父亲先到锦州东北长官署当参谋，后又转到北平陆军整理委员会任职。后来，我父亲又来到上海，被委任为蒲淞警察所所长，改名叫董昆吾。我们一家也到上海住了。

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祯告诉我父亲说，日本驻南京的大使川樾也正查找我父亲的下落。这足见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决策了。

这时候，关伯伯已赋闲，曾到上海来找我父亲，住在我们家。因为他在洮南就认识我了，就显得更亲切了。他常拉着我的手，问学了哪些功课，想家不想家，恨日本鬼子不恨……

那时节，关伯伯常愤愤地自言自语，叹息中国为什么这么软弱、当局为什么不让抵抗，总悲叹东北3000万名同胞遭遇苦难。他还和我父亲经常说起“中村事件”。从他们的言谈中，我逐渐知道了“中村事件”的真相。父亲还告诉我说日军占领东北，侵略中国，是日本几十年的国策。中村这事纯粹是日本找的借口。

1936年夏天，有长春的熟人来上海做生意，告诉我父亲说日本人正悬赏捉拿关伯伯和他两个人。3团1营营长陆鸿勋本已投到伪满军当炮兵团长了。日军查出是他捉住中村的，立刻把他关押起来，严刑拷打，又把他押到洮南，挖出他的心肝来祭中村。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可见一斑。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我父亲到榆林马占山部任职了。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回长春老家，胆战心惊地过了8年。

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

经过8年抗战，关伯伯的职务只是一个军的军需处长。1946年国***和谈。国民党为借重关伯伯抗日的声望，让他当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代表，军衔还是上校。

那一年，我们家搬到北京，我父亲也从陕北回到北京。关伯伯常来我们家和我父亲叙谈。他很关心我的学业，说大学毕业后要出国留学，回来后要为国家好好干一番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以关伯伯抗日的功绩安排他任省政协委员，并在宁安抗日纪念馆工作。我父亲也是政协委员和省参事室参事。关伯伯来开会，每次都找我父亲叙谈。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伯伯和我父亲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也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伯伯当时激动万分。

我因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当医生，直到1965年关伯伯去世时也没再见他老人家一面。后来我到美国波特兰讲学，遇到几个长辈。他们常提起关伯伯，对他都十分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