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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郡銍县（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是当时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人耿直，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后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为妻，在曹氏当权的时候，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
嵇康后来家道清贫，常与向秀在树荫下打铁谋生，贵公子钟会有才善辨，但嵇康瞧不起他的为人。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没理睬他，只是低头干活，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视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
嵇康喜爱音乐，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这一点在他的《琴赋》中可见。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是从杜夔的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的。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概不传授。司马氏掌权后，不苟合于其统治，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与司马氏相对抗，后被司马氏杀害，死时方四十岁。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如今绝矣”。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画像砖，描绘了嵇康席坐抚琴，气宇昂轩的形象。
嵇康人缘极好，王戎说与他交往二十年，未见其有不好的脸色。因此留下“意趣疏远，心性放达”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一面，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一、“《广陵散》（注）于今已绝矣！”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屈原《渔父》
数百年以来，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描绘着竹林七贤的魏晋风度，称颂着他们在那外有五胡入侵，内有曹魏集团与司马氏之间的明争暗斗，以至经济凋敝，民怨沸腾的动荡社会中所保有的那份遗世独立与闲情雅致，但人们也一遍又一遍地为了一个人而扼腕浩叹，以示感慨之意，以抒悲悼之情。
因了嵇康，《广陵散》万古流芳；因了《广陵散》，嵇康得以唱出了他生命里最后的一曲挽歌！
聆听《广陵散》，有一种在金戈铁马的杀戮与征伐声中体悟生命的感受，喧嚣而寂寞，压抑而忧幽。但人们可曾知道这作为旷世遗韵的《广陵散》究竟响在了何方？！
《世说新语·雅量》中这样写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悲则悲矣，壮则壮矣！“广陵一曲终遗世，三尺瑶琴不复弹。”！
我看见……
凄风苦雨。
仅仅几尺的断头台上，几个魅影，显得阴森而狰狞。
嵇康要来了他心爱的古琴，置于台上。
宫商角羽徽，整齐地排列着。此刻，琴弦仿佛也弥漫着某种忧郁的气质，如临大敌般的肃穆。
它没曾想到，在主人的挥洒之间，自己竟成了衡量万物与寂静，往昔与未来；衡量人类内心真实与生活着的这份现实的一杆标尺！
它没曾想到，琴声嘎止之刻，就是主人从容赴死之时。
那铮铮的琴韵声，伴随着昏黄瑟索的苍穹，骤然响起……。激越昂扬，悱恻侘傺。在那一弹一拨之间，我分明看见了他正忘情其中，恍若于山水之间般的诗意与沉醉。琴家（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倾其毕生之余力演绎了音乐，而音乐高亢的唱吟也完整地为这个濒临绝境命若悬丝的生命阐释了它应有的高度！
“斯人已远逝，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当刽子手刀落之前，和着这不散的悠扬余韵，嵇康的灵魂早已循身遁离，冲破尘嚣，旋伴在纯净而湛蓝的天宇，让生命回归到了它本该回归的原初穹窿。《广陵散》因此也就成了嵇康的“安魂进行曲”与生命的杳杳之音。
绝响也响在了生命的尽头，响给了永恒的死神。也许，这是一种对死亡的献祭与嘲讽，也许这也是一种以“肯定之死”让“否定之生”彻底输掉的向死而生的决绝。
唉，一切悲剧性的抵抗都源于这“耻与魑魅争光。”的天性！与这“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的超然。（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
出于对自身人格的守望与对理想的执着，在魑魅魍魉的“浊世”中，嵇康“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至死不妥协于统治集团，而终致灭顶之灾；嵇康才华横溢，儒雅、清高与孤傲，但又有着“士人”所***有的强烈 “入世”情怀，“振朝纲，兴百姓”。只可惜的是，到头来却落了个弦断曲残的歌者行吟，令不少文人雅士几多惆怅，几多痛惜。这种自身命运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与悖返，这种骨子里充斥着的反主流的个体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大的毁灭性，从而也决定了他无力成为主流又必然被淘汰出局的悲剧命运。
“英雄无奈是多情”亦是“英雄穷途是末路”。
嵇康，这位“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救世英雄，受“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的士大夫精神久沐，企以一身绝学而报之于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所面对的竟是另一条荒芜英雄路？！
叹只叹，在中国的历史与政治长河中又何尝鲜有这方面的先例？无非是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矣！”
史书也曾记载下过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嵇康到太行山问道时 ，很可惜道人什么话也没跟他说。嵇康很失望，当天就从太行山之颠下山，黄昏时，日薄西山，山间林木沐浴在晚霞之中，倦鸟劳作一天，从远处归巢……嵇康再也忍不住了，就对着远方的大山大叫了一声，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忽然他听到了一阵长啸，从远处传来，犹如天籁之音 。那声音穿越山涧 、溪流、丛林，从远处而来，从道长那里而来 ，延绵不绝，嵇康的心灵就在此时皈依，他悟出了生命本身的意义。那是道人给他的回答。
参透了生死，就本不该引来血光杀戮。但人间的烟火与情怀啊，太令他痴迷，太令他执着。终身研学老庄的他至死也没弄懂的却是“天有道，则仕；天无道，则隐。”的儒家道理，终不免有“《广陵散》于今已绝矣！”的慨叹与血溅断头台的结局……
是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波诡云谲的历史又怎么会被人们所看清呢？生死可以了悟，惟历史不似如此……
我无从看透这诡异的历史，也不想去看透它。但我看清了嵇康与《广陵散》的故事给我所昭示的一个人生命题——
有一种价值，
一种毁灭价值的价值。
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存在并不是完全估价一切的前提！
嗟乎！“凤兮凤兮，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楚狂接舆歌》）。
魂兮归来兮！嵇康不死，广陵长吟！
注：1、《广陵散》，古琴曲，又名《广陵止息》。其有两种源出，其一：据《战国策》及《史记》中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侠累有宿仇，而聂政与严仲子交好，他为严仲子而刺杀韩相，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已者死”的情操。其二：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谈到：聂政是战国时期韩国人，其父因为韩王铸剑，违了期限，被韩王所杀。聂政为父报仇行刺失败，但他知道韩王好乐后，遂毁容，入深山，苦学琴艺10余年。身怀绝技返韩时，已无人相识。于是，找机会进宫为韩王弹琴时，从琴腹内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他自已当然也是壮烈身亡了。（现一般是采用这个认知。）
《广陵散》乐谱全曲***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一个是见于“正声”第二段的正声主调：另一个是先出现在大序尾声的乱声主调：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迫者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
2、“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的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注：司马昭的亲信吕馔奸污其弟吕安之妻，反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吕安辩，钟会便借机怂恿昭，以不孝之名杀之。）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及药及酒的关系》）
二、“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於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愈是对生活失去意义的人，愈是对生命乃至对世界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最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特有的一种审美对待。
阮籍何其痛苦从吐血中可见一斑。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缺少在政治上向司马氏集团挑战或明确划清界限线的勇气，所以对阮籍来说，醉酒或许是最好的摆脱政治困境的方法。因此，他骨子里的那种苦闷所展现的颓废人生或许也是他最为深刻的人生，而这种矛盾偏偏又加深着他的痛苦，周而复始，煎熬不已。他身虽在司马氏集团，但却依旧留恋曹魏政权，依旧体恤天下的苍生与社稷，他是个“游世者”，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游世者”。一般地，有别于淑世者的忧国忧民，负荷担道，志在通过修身齐家治天下的宏大抱负，游世者对于现实，对于人生持一种游戏的态度。汉末魏晋的游世者之作均源于士人对生死的参悟和对生命意识的“自觉”。阮籍是这样，但又不同于这样。他不乏真情流露，在旷达的外表之下，目睹浊世的浑噩不堪，面对好友的身首异处，内心痛苦至极，除了放声大笑，泪眼问天，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历史是不是太苛求于他了？
如果说《与山巨源绝交书》为嵇康带来了身后的殊荣，那么因《为郑冲劝晋王笺》阮籍遭到了最大地误解，这是阮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他为何要留下这样的墨迹呢？不写岂不是无凭，而全节自身？但一切都与设想相反，历史如能为人们所设计它就不再成其为历史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死亡的讯息。据史书载，本该因书信而获宠的他，竟在此信写成一二月后亡故？！这样短的时间距离，不能不让我把死亡与书信连接起来。或许，他是因为自己的违心话语，而深感自责也未为不可猜测；或许《为郑冲劝晋王笺》成为了他生命的暂时保护神，又同时是促使其最后走向死亡的催命符。这是命数，还是造物捉弄？历史的逻辑有时也会在强权的威逼下失去它的缜密。暂且不必皓首穷经地去考证我这无由的历史猜想，一死而白了，人一死而万事皆空。终因郁闷成疾，阮籍“卒于景元四年冬”。
士为天下担当者！誓为天下者担当！这是历代文士的最高宗旨，也是现实社会对于士人的基本理解。而阮籍没有这样？这里有的只是他自己所能体会到的悲哀和凄凉。一如我为嵇康的死而感到叹息一样，扼腕慨叹的也应该包括阮籍。含蓄隐晦的人生轨迹，随其波而不浊其流的孤独与落寞，只能使阮籍酒醉一生，咏怀一世，轻叹着“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著诗章。”以终老。
我想到……
阮籍因醉酒以明志，嵇康由绝响而致远；阮籍因醉酒以避祸栖身，嵇康由绝响而横遭屠戮。殊途同归者的遭遇竟是这样的迥异！
生命若从阮籍的醉酒向前迈一步则为嵇康的《广陵散》，生命若从嵇康的《广陵散》向后退一步则就是阮籍的醉酒。这退进之间竟是生死的歧路！
可惜了！都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一代风流人物也就这样风流云散了。生者隐入迷幻，死者融进苍穹，留给后人的总是无尽的怅惘……
算作后记
寻古溯今，几乎没有一个政权是将所有的名士拒绝于政权之外的。每个政权在其诞生、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都离不开名士的参与与支持，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众多的的文士为其摇旗呐喊，歌功颂德（上至秦皇汉武的门下舍人三公六卿，下到建国伊始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但相应的，名士必须以承认政权的合法性为前提，否则，就该是沦为异端而遭至鞑伐了。
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任何名士都无法摆脱政权的监督与控制（犹如东厂西厂之于东林党人，慈禧太后之于戊戌六君子），即使是不反对政权纯粹追求个体自由的名士（新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如陈寅恪、沈从文等），也会受到来自政权拥有者的高度警惕，稍有风吹草动，旋遭弹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他们从来就认为这是一股殊心异己的离心力！所以，在封建专制主义与皇权当道的社会中，中国的文士大都鲜有作为，而真正具有良知的文人志士更易罹此灭顶之灾。
“‘由来同一梦，莫笑世人痴。’‘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借古而鉴今，嵇康与阮籍在晦雨腥风的封建极权社会中的不同结果，难道不正是中国文士生存状态真实而苦涩的写照吗？
（作于二○○三年七月十日晚）
注：《咏怀诗·其六》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