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评论日瓦戈医生的个性形象意义吗?
1955年，帕斯捷尔纳克写成了至今仍能证明他艺术生命力之恒久的著名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习惯了传统的英雄主义作品的读者对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会有许多的失望：日瓦戈医生不是那种力挽狂澜、主宰历史的伟大人物，而常常是软弱、渺小、无能为力的，他既没有顺应革命的洪流成为前沿斗士，更没有与邪恶的势力展开正面的交锋，他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也不能救助自己爱的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在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中--维护自己的心灵不为时代的风潮所左右的战争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胆量。
小说发表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这一部作品是惟一能够在精神上作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但在俄国国内却被指责为是"仇视社会主义"的作品，被称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
《日瓦戈医生》体现的是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
--美国评论家 威尔逊
《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充满了爱的书，并不是反苏的。它并不对任何一方不利，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俄国只要记住这次诺贝尔奖金是授予了一个在苏维埃社会里生活和工作的、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这样一件事就行了。
--法国作家 阿尔贝·加缪
2001年1月9日这一段时间又读了一遍《日瓦戈医生》。最早读它，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那时这本书刚刚被翻译过来，风靡一时。我记得班级许多人在传阅和谈论它。老实说?当时读它时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激动，也许是十几年过去后，岁月流转，使我多了某种沧桑感，所以对它尤为钟爱了。
我喜欢拉拉和日瓦戈医生之间的那种爱情。那是一种受压抑的、高尚的、纯洁的爱情。他们之间那种内心热烈如火而外表却竭力克制的爱情令人同情和钦佩。其实真正的幸福总是和痛苦相依相伴，而倍受折磨的爱情就像含露的花一样惹人怜爱。评论家们都喜欢把这部书当做一部"政治"书来看，因为它写到了十月革命，写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但我今天宁愿把它当做一部辛酸的爱情小说来看待，因为哪个时代没有哪个时代的悲剧呢?
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这样一部书，在西方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虽然瑞典文学院宣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对俄罗斯诗歌所做的巨大贡献，但谁都知道，他是因为《日瓦戈医生》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声誉。这部书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苏联认为作者在书中诋毁了十月革命，称这是一部反动的书，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忠诚，他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即便如此，苏联文学界对他的排斥一直都没有终止，直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孤独地死去。
事过境迁，如今的俄罗斯人谁还会对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抱有敌意呢?可是在当时，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竟然激愤地到帕氏住宅前闹事，他们砸毁了门窗，称作者是苏联的"叛徒"。其实任何的革命在其成功的同时，都存有它的弊端，应该允许人民进行反思。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它的航船才能驶入更深、更广处。
这是一个寂寞的周末，我一边听着马勒的《大地之歌》，一边写这则日记。我觉得它的旋律很适合《日瓦戈医生》，这部音乐作品和这部文学作品在精神中是相通的，因为它们同样地质朴，同样地富有激情和诗意，同样地苍凉和悲壮。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不时地给我们带来灵魂的震撼，俗世的生活将是如何令人窒息和乏味啊
日瓦戈在知识分子的环境中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家道中落，靠舅舅抚养，使他养成内向的性格和对不幸者的同情。大学后读过许多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再加上宗教的影响，使他的同情心发展成强烈的博爱精神。他是外科医生，外科手术的的实践又养成他对人和事都过分的严谨，客观冷静的态度。他喜欢思考，对任何现象都独立判断，但他判断事物的出发点往往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阅读的著作。日瓦戈是个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但他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本性而反对十月革命的人。相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军医期间，看到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忠心欢迎十月革命。他曾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的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界以来的不义下了判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日瓦戈对革命的立场是奇怪的，包含了对革命的热情但又像痛恨旧俄国一样痛恨革命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革命并不是如同进步青年们想象的那样：能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把旧的落后的不合理的制度丢弃。这点和现在的我以及与我一样的年轻人是近似的。希望世界革新充满了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希冀。以为只要革新就是正确，革新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对前途的思考，但很多人却不知道怎么思考，对未来茫然未知。
或许你读完这本书后并没有太多感觉，它确实不如诸如《静静的顿河》等十月革命宏大的场景，也不会动不动就让你感动的热泪盈眶。它只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小说，平凡人的生活，小人物的思考。但它就代表了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日瓦戈身上你能发现自己的影子吗？
今天再谈论《日瓦戈医生》，显然是捡了一个陈旧的话题，全然没有了十多年前的轰动效应。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当这部小说十几年前在苏联文学的"回归热"中终于同故土的亲人见了面，并随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邻邦里再度掀起热潮时，人们是以怎样的目光惊诧于作品中所浸透的悖世之论，又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如今，那种因猛然看到了神秘面纱被掀开后的一切而产生的狂喜、惊讶乃至困惑的心情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了。倘若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依旧魅力不减当年，那只能是它的经典性的缘故了。
《日瓦戈医生》是部经典，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世人的一部经典。就其诞生的年代而言，它无疑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一，而且是一部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是无须添加任何定语的经典。不知谁是始作俑者，苏联文学（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所谓"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称谓。恕笔者直言，当今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所谓"红色经典"（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在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衍生出的一种文学怪胎，不知率先发明出"红色经典"这一称谓的人究竟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讥讽。其实，真正的文学经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那些所谓"红色经典"，那些够不上"经典"的"红色经典"，也许恰恰是因为无法承受"经典"二字沉重的分量，才无奈地躲进了"红色"二字的保护伞下。
经典要求作家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人们要求经典具有史诗的风采。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不错，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日瓦戈医生》里所涵盖的这一切历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满足企图领略历史沧桑的人们的渴求。难怪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会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相提并论。不过，对于在历史震荡与变迁中滋养出艺术创作灵感的苏联作家们，这种宏大的叙事眼光是***同的，在苏联文学中，几乎每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都包含了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画卷。然而，远非每一部这样的巨作都可被视为传世之经典。经典毕竟是寥若星辰的。能够踏入经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对现实与历史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的作品。文学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审美化的否定与超越。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与超越精神，艺术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这是艺术的基本价值所在，艺术的天性使然。
品读《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记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场"《日瓦戈医生》热"中，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反复琢磨：这部小说究竟是否反对十月革命？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近30年的历史变迁到底持何种态度？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决定了对该小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于是，一种颇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实在难以割舍对《日瓦戈医生》这部杰作的青睐的人，只好千方百计地竭力否认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点儿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性。当年评论家沃兹德维任斯基说："无论日瓦戈，还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谈不上是反对革命的人，谈不上对抗革命"。他的说法恐怕体现了大多数喜爱这部作品的人的心态。但是，笔者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45年以前反对刊登这部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那五名编委的感受更实在些。他们确确实实觉察出了蕴涵在小说中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的确，《日瓦戈医生》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正如一切我们时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西欧19世纪的名著、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杰作乃至后现代主义之作都充满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一样，《日瓦戈医生》也同样闪烁着批判的锋芒。倘若现在还把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只赋予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倘若现在还以为新生的苏联文学只能为新生的苏维埃社会献上甜美的赞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但是，虽然当年那五个编委嗅出了小说的批判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的否定精神有正确的理解。
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去纠缠这部小说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毋庸置疑，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断言他对十月革命有着天生的反感，那就错了。他并不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去批判历史与现实的，他丝毫没有存心要与十月革命过不去。他批判的锋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种天然的艺术家的本性，即对现实的批判眼光。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这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我们很难驳倒英国人海伍德的说法，即"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开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存心构思出来针对斯大林及其政体所维护的一切的一种挑战"，但我们必须把这种"挑战"理解为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出自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们引用，想以此作为主人公日瓦戈对降临到俄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的向往。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表现了日瓦戈对革命风暴的赞赏，倒不如说是对他所生活过的俄国社会的批判。这句名言同主人公后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使我们心中颇存不安的反思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所理应具有的精神独立的气质和批判意识。帕斯捷尔纳克赋予小说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这种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毕竟，真正的艺术怎么能没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呢？
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说得好："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当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所谓"流亡者"，在笔者看来，更多是指精神上的"流亡者"，而且是"自我流亡者"。这样的艺术家才会真正不为历史所遗忘，因为只有这样的"自我流亡者"才会真正获得当年陈寅恪先生所云的摆脱了"俗谛"的"独立之精神"；才会超越当下的社会主流意识赋予作家的，并非为他自身所拥有的所谓"政治思想"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之思想"。
回望近70年的苏联文学，在这个曾自封为最有光辉的"思想"的文学里，那些跟在时代后面"放声歌唱"，在时代吹奏的笛子下跳着优美舞步的带"色素"的所谓经典，也能算是真正的经典吗？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往往在于它能站在思考人的存在意义、生命价值的精神高度对历史进程予以文化的批判。40多年前，当《日瓦戈医生》被封杀在《新世界》杂志编辑部里时，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及其妻子季纳依达在内的许多人都纳闷，为什么杜金采夫的《不是单靠面包》尽管遭到部分人的围攻，却可以出版问世。在他们眼里，似乎这部小说才是真正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倘若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果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显然，这位伟大的诗人倒是由于自己天真单纯的诗人气质而没能意识到，自己的小说虽不象杜金采夫的成名作那样直接地针砭时弊，却在另一个更高的意义上触及了当权者脆弱的神经。日瓦戈医生身上的叛逆性，是洛巴特金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叛逆性不是指向具体的某种官僚习气，不是指向显在的体制问题，而是以文化批判的高度指向了人的精神的内在层面。对于文学来说，只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批判才会真正超越时代的局限。能否站在文化批判的高度审视现实，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当年高尔基就俄国革命所阐发的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位"革命文豪"对俄国革命的深刻反思，充分显示了一个坚持文化操守的文化人在激烈的政治动荡岁月中冷静与深远的头脑。对俄国革命中滋生的俄罗斯人蛮性与奴性，无论是"革命文豪"高尔基，还是"旧俄式知识分子"帕斯捷尔纳克，都做出了深刻的反省。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头上永远也不会有"革命"二字的光环，但这种站在人类文化精神立场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和批判，是两位艺术家的***通之处。
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里，对文化操守的坚持是最可贵的，它对人类一切功利的思维与行动都具有一种透彻的批判意识。这种坚持文化操守的批判意识往往会被人扣上"保守"的高帽。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对法国大革命的表现可谓是充满了"感伤的保守主义情绪"，高尔基这只呼唤暴风雨的海燕也在暴风雨真正到来之际又突然变得顾虑重重，还有我们的鲁迅，亦曾被年轻一代斥为"封建余孽"。然而，当我们后辈人经历了历史的荒诞性的"洗礼"之后，难道没有理由钦佩这些文化先哲们深远的目光吗？对鲁迅，甚至对高尔基的那些指责如今似乎都成为我们的笑谈了，难道40多年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非难就不是荒唐的吗？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了普通政治层面的思考，这种克服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功利主义情绪，以人类最广泛的永恒的、***同的情感为旨归的批判与超越意识，是文学经典的重要特质。美国人威尔逊把《日瓦戈医生》概括提炼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这十四个字，颇为精当。
人们常说这部小说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关于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关于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人们常说帕斯捷尔纳克是以某种不朽的人性，以某种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观念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的。由此，人们自然将日瓦戈医生这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物视为远离人民大众、远离时代前进步伐的旧式贵族知识分子，并进而把小说视为一个站在历史潮流之外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程的"病态的"感伤，从而怀疑小说的思想的"正确性"。
然而，这种以个性的、自主性的对当时的集体意识的批判性思考，这种从哲学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透视，正是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理性精神审视世界的可贵方式，《日瓦戈医生》对俄国历史的思考的非政治性，恰恰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一百年前政治上异常"反动"的老托尔斯泰依然作为文学经典大师永存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了，那么，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以哲学与文化的反思超越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色彩等广泛的形而上问题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呢，这不也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吗？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艺术家是与上帝交谈的"。这是对艺术家提出的颇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艺术家以探寻历史的真谛、人性的真谛，倾听生活最深处的声响的精神面对浮躁的现实人生，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洪流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揭示出历史进程的荒诞性。《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精神产品，难怪威尔逊称赞它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而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现代苏联文学谜一般的巨人，正是人们"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
20世纪发生在俄国的这场革命被历史的实践赋予了悲壮的色彩。苏联人民所经历的从精神到肉体上的一切痛苦，都与这场革命的矛盾的两重性有内在的联系。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经典，是应当能够深刻地表现这具有悲剧性色彩的两种精神特质的，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能在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把握中深刻地洞察时代的本质精神内涵。在《日瓦戈医生》中，安季波夫（斯特列尼科夫）的形象正是俄国革命深刻的矛盾性的体现。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动物"，他既是"纯洁的体现"，又是一个被时代和政治异化了的工具；他虽然铁石心肠，但仍有"一星半点不朽的东西"。精神的这种两重性不正是预示着20世纪俄罗斯人所面临的坎坷经历吗？文学经典不是无根的浮萍，经典之花是深深地扎根在文学传统的精神土壤里的。
《日瓦戈医生》是20世纪的史诗，但我们显然能于其间感受到"影响的焦虑"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位渴望描绘当代历史的诗人却无时不让我们体验到传统的力量。也许，企图在日瓦戈医生身上找寻罗亭、李特维诺夫、伊凡诺夫、特里戈林亦或特里勃列夫的影子；在拉拉身上寻觅塔吉娅娜亦或娜斯塔西娅·菲里波芙娜的痕迹；在冬尼娅身上寻找娜达莎·罗斯托娃亦或吉提的身影；在安季波夫身上嗅出拉赫梅托夫、巴扎洛夫甚至历史真人涅恰耶夫的气味，均是徒劳的，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从《日瓦戈医生》里我们清晰地体会到了那种只有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的对世界、对生命的体悟方式。
日瓦戈也好，帕斯捷尔纳克也罢，都是以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他们思考着只有俄国知识分子才会去琢磨的问题。上帝-死亡之谜-俄罗斯母亲的命运，这曾萦绕在果戈理、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化巨匠们心头的永恒的疑虑，正是帕斯捷尔纳克以及他所心爱的主人公日瓦戈最关切的纯粹俄罗斯式的问题。日瓦戈，以及他的创造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生活真谛，对真理的独立的精神探寻，抗争对人的精神奴役，使他们成为了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国特有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在苏联，保持这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正因为此，这种精神传统在苏联文学中才显得尤为珍贵，也只有在艰难的岁月中坚守这个精神资源的苏联作家，才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自己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是有这样的资格的。不过，一切思想与精神探寻倘若不能以诗的意蕴呈现出来，那么就不可能诞生文学的经典。我们永远不该忘却别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里所阐明的朴素道理："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代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
苏联文学中有多少"光辉思想"正因为没有了诗性的融注而黯然失色，而《日瓦戈医生》，这部因为涉及到十月革命而使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待之的小说，却因为它首先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从而使它所包含的一切关于社会、宗教、历史的思考真正地具有了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萨称这部小说是"抒情诗般的创作"；利哈乔夫把它看作是"对现实的抒情态度"，都是精辟之见。的确，《日瓦戈医生》最大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以诗的韵味审视了俄国革命的历史。这首"拉拉之歌"所表达的"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的主题，是那些充斥着激昂的政治说教的伪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作家对人生的探索，对历史的沉思，他的一切追求与苦闷，均是从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曲的闪光中折射出来的。作家幻想出了一个只属于日瓦戈与拉拉这两个充满真正人性之光芒的人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懂得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天才之魅力和袒露之魅力；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可以与"象重新剪裁地球那样卑微的世界争吵"毫不相干；在这个世界里，心灵、艺术、美、大自然可以浑然一体，人与大地和宇宙紧紧相连，"艺术为美而服务"，人，充满理性与情感的人，沉浸在艺术创造的神秘的幸福中，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沉浸在宁静的生活的温馨中，沉浸在夜的庄严的寂静中，永远真诚地生活、思考，"不会为真理感到害羞"，不必去"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奖令人厌恶的东西，附和无法理解的东西"。然而，这个美丽的童话般的世界，日瓦戈与拉拉的世界，在诗人笔下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现实的、充满功利色彩的世界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人的正直与善良在特定历史事件面前变得软弱无力，注定要被毁灭，这种悲剧性的历史悖论仿佛是文学经典向我们提出的永恒的疑惑。也许，感受这份无奈与遗憾才是最"经典的"美。
人们或许会因此而珍重苏联文学，珍重这创造了格利戈里·麦列霍夫的悲剧、日瓦戈的悲剧等等这些"经典之美"的苏联文学。立足于时代又超越那个时代；超越现实的桎梏牢笼又回归传统的精神家园，当这一切发生在一位只会以抒情诗人的眼光走进生活的艺术家身上时，我们可以说，经典的产生为期不远了。《日瓦戈医生》正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它的经典性，远不是每一部被写进苏联文学史教科书的作品所能具备的。有些作品将永远被文学史所记忆，因为它们标志着文学发展历程的特定阶段（如《解冻》、《一个人的遭遇》等），或者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代表（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它们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能够跨入经典的行列的唯有那些超越了当下的狭隘政治层面和民族主义情绪，表达了人类***通的、永恒的情感的作品。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日瓦戈医生》是能够与《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等屈指可数的作品一道跨入经典之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