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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湖

和那些胡乱取个名字的乐队不同，博多之子这个队名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博多是芬兰第二大城市Espoo的一处地名，乐队成员都是在博多附近的Oittaa长大的，而在博多和Oittaa之间的那片巨大的湖泊就被称为博多湖。

博多湖最初是由瑞典人命名的，因为瑞典曾经一度统治过芬兰。所以这个词的发音有些含糊——混合着芬兰语，瑞典语和英语的多重特点。湖岸四周至今仍是野营和打高尔夫的好去处，还新建了一座旅馆——博多别墅，非常适于在湖边渡过一个惬意的夜晚。周围很多道路都以博多命名，如果有机会到湖边一游，不要忘记在“博多大道”或者是“博多小径”上逛一逛，那里的景色美不胜收。

乐队成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博多湖惨案耳熟能详了，父母们经常以把孩子们带到湖边作为淘气的威胁——目的只有一个，牢记湖边是一处危险的所在。但实际上他们经常在湖边玩乐（大部分是那种与酒精为伴的沙滩派对）。当他们在Spinefarm的办公室里，面对着桌子上一张摊开的地图为取个合适的队名发愁时，有人建议他们何不取一个和博多有关的名字，于是他们决定采纳这个意见，在否决了几个类似“博多之夜”的名字之后，博多之子正式成为了今天我们在金属圈里的鼎鼎大名。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每张专辑都会收录一首取材于博多湖惨案的歌曲，这已经成了乐队的传统。虽然那次惨案带给60年代的芬兰人是一次绝对震撼的冲击，但奇怪的是，他们的这种传统却没有在歌迷中间带来过一丝抱怨。当乐队发行他们的处女专辑的时候，的确有过这样的担心，因为当时唱片公司在宣传海报上印上了这样一句比较煽动性的文案：惨剧发生在博多湖畔，其暗藏的意思是：博多湖畔是痛苦产生的根源。

博多之子

1960年6月4日，四个十几岁的孩子（包括15岁的女孩 Maili Irmeli Bjorklund, Anja Tuulikki Maki, 和两个18岁的男孩 Seppo Antero Boisman, Nils Wilhelm ustafsson )去博多湖游玩。那天阳光明媚，非常适于出游，他们选择落脚的地方是Hastbergen角，那是两个男孩子骑着摩托车事先勘探好的地方。当时，湖畔非常的安静，而且几乎没有人迹。女孩子们曾经和她们的父母为在外面过夜的事产生了一些争执，因为当时芬兰的其他地方正好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虽然凶手已经归案）。

三具尸体

孩子们先是在湖里游了一会儿，然后在湖畔的一个售货亭里享用了口香糖和柠檬汁。他们返回营地的时间是19：30，这也是人们最后看见活着的他们的时间，这两位目击者是位渔夫和一个学生。

很快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到了湖畔，孩子们也进入了梦乡。在凌晨3：00到6：00之间，可怜的博多之子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某个人——或者说某种东西闯进了他们宿营的帐篷，残忍的对他们下了手，凶手袭击受害者的部位集中在头部，颈部和上身躯干，一个女孩脖子上被刺了11下之多，Nils挣扎着爬出了帐篷，但最后被一块石头击中。

凶手离开的时候带走了孩子们随身带的很多东西：钱包，游泳衣，身份证，等等，但是没有一件东西值得这样的残杀。

午夜之后的博多湖

第二天，Erkki,Johansson带着两个儿子在湖边游泳的时候发现了坍塌的帐篷和旁边血迹斑斑的Nils。他随即报了警，当警察和法医们赶到之后，确认了Maili，Anja，Seppo的死亡，而Nils仍然在挣扎着移动着胳膊。他身上有10处伤口，上下颚都被击碎了。

他是这次不可思议，残忍之极的谋杀案的唯一幸存者，芬兰全国上下一片震惊，很快这次惨案就占据了所有报纸（包括国外的报纸）的头条，芬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犯罪搜捕行动开始了。

这起谋杀案的动机完全是个谜，除去一个罪犯用来携带凶器的80cm*40cm的枕头套，几乎没有任何线索可循。大家非常期待幸存者的目击证词，但当伤痕累累的Nils被带到医院之后，他清醒之后的第一句话却让人们大失所望：“我怎么出车祸了？”

由于Nils的回忆对取证工作毫无帮助，所以一个月之后，警方对他实行了催眠。他回忆起了一些凶手的特征，但他还说凶手的眼睛闪着光（眼里有红光闪烁？）。其他一些目击者也被施行了催眠，其中一个是Olavi Virtanen，他在事发当天的6：00左右看见了一个人离开了湖边。警方根据他们的描述绘制了凶手的头像。

不幸的是这些想象图对于侦破工作没有一点儿帮助，警方搜寻到了上百个线索，但案情一直没有更深入的进展。同时公众的压力也让他们苦不堪言。

甚至有些人成心搞恶作剧，混淆警方的工作：有人用小刀将自己割伤，将血迹和刀子故意扔在案发现场附近。60年代的科技水平和现在相差甚远，抱怨警方的无能是无济于事的，但谁才能逮到这个收割者（The Reaper）呢？

其中最大的嫌疑人是曾经在案发前给几个孩子出售过糖果的售货亭老板，但没有确实的证据。一天晚上他在酒吧里喝醉了，大声嚷嚷：“就是我干的！”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在第二天却在湖里淹死了。曾经有传言说他禁止孩子们在案发现场扎营，并且威胁过他们，但孩子们并没有听他的。最后警方的调查结果否决了他是收割者的推测。

很多目击者声称他们见过凶手，包括几个渔夫和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仅仅是背影，仅此而已，反倒是最后这些目击者成为了警方新的犯罪嫌疑人。Nils也受到了怀疑，但由于他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况且他也无法坚持将自残进行那么长时间，故这种推测也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2003年，沉寂多年的博多湖惨案又开始在芬兰媒体上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其中一名主要嫌疑人——德国人Hans Assman的去世让著名教授Jorma Palo鼓起勇气出版了一本关于博多湖惨案的书《博多湖之谜》而引起的。

1960年6月，Jorma Palo在湖畔的一家医院做助理医师，案发之后的12～32小时的时候，Assman一身血迹进冲进了医院，当时他神志有些失常，头脑也比较混乱。在场的医生很快就发现他身上的血迹并不属于他自己，但Assman不会说芬兰语，所以当时无法做进一步的了解。

Palo和其他医生马上通知了警察，但是由于警察已经收集了大量这样不确切的疑似证据，所以并未得到重视（按：愚蠢的警察），很快Hans Assman就离开了医院，警察甚至没有打算对Jorma Palo做进一步的询问。

Jorma Palo一直坚信Hans Assman就是凶手，但直到2003年3月，他才和警方做了一次沟通，而警方的调查显示 Assman有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不在现场证明。

关于博多湖事件的书不仅仅只有《博多湖之谜》一本，另外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卷宗和报道，很多年前甚至准备以此为背景拍摄一部电影。而惨案的唯一幸存者Nils Gustafsson现在是Espoo市的一名巴士司机，他已经6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

40年里，警方找到了70多名主要嫌疑犯，几百个普通嫌疑人，3700多次的审讯，甚至推出了两个谋杀者的理论，但除去最后排除了宗教杀人案和连环杀手的推论外，其他的一无所获。

44年之后，真相出现？！。。。

2004年4月2日，芬兰警方终于查到了真凶，多年的调查工作也开始在公众面前曝光。44年之后，博多湖惨案的嫌疑犯被收审了。但这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对媒体透露，这引起了芬兰媒体的一片振荡。报纸上满是猜测，就连Children of Bodom乐队也被牵连了进来，Alexi称这些事件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大量的灵感。

几天之后，嫌疑犯的身份被披露了，他就是Nils Gustafsson，博多湖惨案的唯一幸存者。Nils在被扣押了很长时间，接受了无数次审讯之后，警方不得不在2004年6月将其释放，因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做开庭的准备。

Nils被取消了几个星期的旅行自由，但警方最后又撤销了这个禁令，因为他没有一点儿想要逃跑的迹象。警方到今天还在收集开庭的证据，看来他们在调查工作中运用了新的手段，包括DNA技术。毕竟他们一直保存着60年代案发时的证物。

在Nils被确认为嫌疑犯之后，乐队在很多演出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事件，有些人甚至传言COB要改名了，因为这个名字之后已经没有那层神秘的面纱了，还说Jane已经想好了新名字，叫STRATOVARIUS!因为刺伤TIMO TOLKKI的凶手还没有缉拿归案。当然一切都是传言罢了。

无论怎么说，为这样一件陈年老案搜集证据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很明显，警方肯定是找到了重大的突破，要不然他们是不敢随便将 Nils Gustafsson扣押两个月的。他在巴士公司的同事也接受了调查，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家伙，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如果 Nils Gustafsson真是凶手的话，他是怎样在残酷杀害了自己的三个朋友之后还能如此平静的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呢？

也许，他们又抓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