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口音乐 很早以前听的一个摇滚乐队 求乐队名！

Why I'm Here

I Walk Alone

Oleander是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著名另类说唱乐(Alternative Rap)明星。1999年以歌曲"Why I'm Here" 、 "I Walk Alone" 而走红。2003年由唱片公司Sanctuary发行其首张另类说唱乐专辑Joyride，发布码率：192kbps。

从1994年开始，每年的春天都有了一个纪念的理由。纪念一段摇滚岁月的传奇，纪念一个传奇的黯然消逝。在春天乐此不疲的纪念中，人们把岁月的灰尘郑重地擦掉，让传奇露出原初的光泽。事实上，在几年以前，已经有人开始厌倦在纪念中度过春天了，或许他们是不愿看到传奇被这样地对待——像青春的纪念品一样，在一天中被擦亮，然后在一年里束之高阁，留下的仅是一个狂欢的理由。 四月的周末，乐队们聚集到酒吧。腰间的随身听里也许装着金属、朋克、英式或者Hip-Hop的唱片，但这晚他们前来上演的是同一种音乐。乐队名单里或许有些陌生的名字，而他们必唱的曲目观众已经了如指掌。他们开始了整晚的翻唱，哪怕是不稳的节奏和失准的英文也能唤起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里的夜晚很奇妙，人们因为拥有相同的记忆而激动；在失真吉他的倾诉中，场地内外经历着时空的置换，人们仿佛站在世界的极点，前后左右都是西雅图的方向。 当这仪式变成习惯，即便纪念的情感犹如丝绒般高贵，十年下来也蘸染了抹布的味道。狂欢需要理由么？在我们如今的理解中，狂欢应该是随时随地由心而发的。可是我们仍不甘心放过任何一个狂欢的理由，那正说明它是我们十年前不曾拥有的。

我们的青春

十年前的4月8日，大洋彼岸传来柯特·科本（Kurt Cobain）的死讯。在那之前，中国乐迷的青春期已经开始了。 九十年代初，如果你尚在学校里勉强着，肯定认识一个试卷上永远考不到的英文单词“Alternative”，而且知道一种字典里也找不到的解释——“非主流”，或者叫它“另类”也可以。当时懂得这个词的人也确实属于另类——在学校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骑着自行车旷课找人翻录摇滚磁带，对美国的向往一点不比现在少。每一个人都在孤立中，努力搜索志同道合者和交流的快乐，同时为能早一天成为专业乐迷而努力，在课本的遮挡下翻译歌词，进行额外的英语修炼。 非主流的概念到来之前，资讯匮乏的中国乐迷几乎有着相同的信仰，过着一种普遍的精神生活：一边寻找和收集摇滚史上的经典唱片，一边向重金属强壮有力的胸膛扑去。重金属无疑收容了青春期的暴躁。在中国，它比革命性的朋克乐更早地占据人心，其功效性也让人爱不释手——乐迷可以先用它的吵闹赶走看不顺眼的人，再借它的辛辣和硬朗撑起自己发育中的身躯，并留起一头精心梳理的长发。 谁不盼望能在一个秘密的早晨占领学校的广播室，让操场的大喇叭轰出“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或者“金属制品”（Metallica）的音乐？可仅有的理智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权衡过几十种自杀的方式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在憋闷和屈辱之中，宗教般的重金属仍然威猛挺立着，年轻的身体却累了。青春渴望一种更有亲和力的召唤，渴望被理解和涂抹上更鲜艳的色彩，也曾偷偷地想过换一件比皮衣更舒服些的行头。 电台DJ引进“非主流”这一概念已值九十年代初，迟是迟了些，不过更便于我们感受完整的景观。人们不仅听到了“音速青年”（Sonic Youth）、“恐龙二世”（Dinosaur Jr.）、“简的嗜好”（Jane’s Addiction）和“小妖精”（Pixies）这些八十年代非主流代表乐队的唱片，还很快地认识了“声音花园”（Soundgarden）、“蜜浆”（Mudhoney）、“涅盘”（Nirvana）、“珍珠酱”（Pearl Jam）、“石庙向导”（Stone Temple Pilots）、“叫树”（Screaming Trees）、“讨厌鬼”（Melvins）和“泰德”（TAD），得知在“非主流”模糊的范畴下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分类“垃圾摇滚”（Grunge）。或者也可以叫它“邋遢摇滚”，反正在字典里一样找不到确切的翻译。无论如何，在有着金属的张扬、朋克的热忱和实验探索的声音中，青春得到了更彻底的安慰，孤独感和哀伤有处落脚了。 不仅仅是追随，我们也目击了“碎瓜”（Smashing Pumpkins）和“红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s）杀入主流的过程。继硬摇滚和重金属之后，中国乐迷开始了又一段***同的记忆。断代史式的唱片收藏宣告结束，从此跟上了美国的步伐，一步也没再落下。所以，柯特·科本去世的那天我们能够记忆犹新，在他生活的27年里，至少有3年是有我们陪伴的。他被脆弱和迷茫轰死在辉煌里，我们一样觉得他是烈士，会把四月献给他的亡灵。

从非主流到后垃圾

一开始我们还说不清乐队在非主流的小厂牌发行唱片有什么样的意义，只觉得那是件很酷的事，起码它是小众，和别人不一样。1983年左右，美国的朋克摇滚蓄起了长发，朋克和金属之间水火不容的局面开始缓解。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五花八门的后朋克乐队因为独立于主流场景而有了“非主流摇滚”这个集体称谓。非主流摇滚囊括了来自吵闹的流行乐、后硬核朋克、疯克金属、流行朋克和实验摇滚的所有元素，为之后的垃圾摇滚奠定了基础。乐队中的大多数都签约于独立厂牌（事实上若他们跑到大厂牌旗下日子也不会好过，难以得到真正的尊重）。 当我们终于领会到独立精神的含义，非主流摇滚已经变成了九十年代最火爆的音乐形式。以“傀儡”（The Stooges）和“黑色安息日”（Black Sabbath）那种泥泞、黑暗的音效为基础的垃圾摇滚，继承了朋克乐的热情和八十年代早期美国硬核的独立思想，虽然吉他直接源自早期的金属乐，但审美已经远远脱离了它，抑扬顿挫的动力美学与模糊、失真吉他一起成为了辨认这一流派的标志性记号。1991年，垃圾摇滚乐队“涅盘”的专辑《别在意》（Never Mind）在商业上大获成功，这事不仅使“涅盘”很快跨入主流，而且被看做整个非主流运动的重要划分点。相比由涅盘乐队开始的第二波浪潮，以“绿日”（Green Day）、“蜜浆”（Mudhoney）和“声音花园”（Soundgarden）为代表的第一波垃圾摇滚乐队更为重型。而“涅盘”比他的前辈更具旋律性，他在音乐、歌词中渗透出的内省和焦虑也成为了垃圾摇滚乐的标志之一。“涅盘”跨入主流之后，垃圾摇滚丢失了很多独立性以及与朋克乐的关联，成为了九十年代硬摇滚中最流行的风格。 垃圾摇滚突围主流以后没多久，后垃圾摇滚出现了。与1992年初“涅盘”爬上排行榜首仅隔几年，“布什”（Bush）和“蜡盒”（Candlebox）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垃圾摇滚多指一批在西雅图垃圾摇滚袭击主流后昙花一现的乐队——垃圾摇滚度过全盛期后，九十年代中期至末期组建的乐队又掀起了新的浪潮——他们中的一些在出了一张精彩专辑之后迅速报销；另一些也能够一张专辑接一张专辑地火下来。“韦泽恩”（Weezer）、“集体灵魂”（Collective Soul）、“胜过以斯拉”（Better Than Ezra)、Seven Mary Three、“现场”（Live）、“银椅子”（Silverchair）、“海绵”（Sponge）仍然在出唱片，而“信条”（Creed）和“火柴盒20”（Matchbox Twenty）到如今也卖得很好。西雅图的乐队们深深扎根于八十年代地下非主流摇滚，后垃圾摇滚则受垃圾摇滚的影响，效法了垃圾摇滚的风格和声音。除此之外，还从八十年代早期的刺耳流行乐、流行朋克、斯加乐复兴（Ska Revival）、非主流金属和经典摇滚专辑中汲取能量。他们一边保持内省和焦虑，一边又把自身搞得极端严肃，不过也有一些乐队用鬼马的幽默感替换了垃圾摇滚代表性的阴郁。这一切使后垃圾摇滚从诞生之日起就乾脆地成为了一种主流和商业的风格。新世纪来临之时，后垃圾摇滚依然流行。

他们的青春

大洋彼岸的人有幸参与传奇的书写，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哦！相比之下我们又经历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我们是连文化大革命都没见过的一代人，没吃过什么苦又有一肚子的苦恼，苦恼之一就是我们不能轻松地出去看看世界。在花枝招展的青春期，除了破仔裤和印着涅盘乐队唱片封面的T恤衫，中国的垃圾摇滚乐迷不知道还能穿些什么。就连破仔裤和乐队图案的T恤衫也是从国外照片上看来的。 其实不仅是我们，美国的垃圾摇滚青年也在那些照片前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在看到“蜜浆”和“涅盘”的唱片封套以后，一些乐队改变了自赏的演出方式，舞台表演开始变得越来越生动。随后，像“珍珠酱”这样的乐队也感觉到了压力，努力在舞台上表现得更令人激动，每次演出都像发起一场运动那样费尽苦心，而不只是主唱戳在麦克风前唱歌。 在运动的开始阶段，即使美国各城市的垃圾摇滚现场也有着彻底不同的氛围。东海岸，是一些偏执的光头朋克摇滚；在西雅图，磕了药的男男女女脸上带着微笑晃来晃去。也许正像我们一样，城市越孤立，怪人就越多，也就越热闹。在声音花园乐队的演出上，有穿法兰绒的哥们儿，有歌特范儿的，有金属范儿的，都很够味儿。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的现场，你要是想演给硬核光头看的话，现场就有十个人；要是只想演给鸡冠头看，现场就有一个人，总之是找不出成气候的观众。刮光头的、留山羊胡的，不一而足，就像怪厮大集合。 通过“珍珠酱”1993年的那首《活着》（Alive）的MV，MTV电视台开始接受“舞台跳水”的激情场面。蜜浆乐队1989年第一次去英国演出的时候，英国还没有“舞台跳水”这种事，通过MTV的传播，当他们第二次再去的时候，英国人就掌握了自己的方式——他们在舞台前添设了一个小台子，观众排队上去一次一个人地往观众群里跳。这种斯文的英式“跳水”给蜜浆乐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出现场的另一类人物是摄影师，查尔斯·皮特森（Charles Peterson）就是其中较着名的一位。他成功的要诀在于既是观众的一部分也是舞台的一部分。他把相机伸到乐队面前的时候，往往正和乐队一样醉得一塌糊涂，这使他被贴上了“不清楚摄影师”的标签。但是在乐队看来，恰恰查尔斯拍摄的图片抓住了音乐的速度和激情，他去拍照并非受哪支乐队之托，镜头中的人物却都像是他的朋友。说不清他究竟是怎么拍照的，其他摄影师都在三首歌过后被轰下了舞台，他却能幸运地用镜头享受和靠近音乐。这个在1986至1990年间为《汽车商人》杂志拍小货车图片的人，就像一个地下工作者，用公家的胶卷记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由于是黑白照片并使用了让人显得苗条的效果，照片中的古怪观众看起来竟是那么歌特，乐队看后都蒙掉了，他们的音乐可完全不是那样的啊！ 当然，垃圾乐迷和歌特乐迷是不可能混淆的，在样貌上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符号。鉴于垃圾摇滚的开放心态，乐迷在着装上与其他音乐风格的追随者不免有重合的部分，却又有着微妙的区分。和朋克相似的是，垃圾乐迷也穿乐队图案的T恤、破牛仔和从廉价商店淘来的旧衣服，但他们不会像朋克那样貌不惊人死不休地毁掉头发，不会把脑袋染成粉色并在脸上穿几个钢钉；更不要说铁链子，这点甚至区分于非主流摇滚乐迷，非主流乐迷会像朋克那样带上条铁链子让自己显得更酷，但垃圾乐迷不会，在他们眼里酷不酷不在于身上带着多少金属。说到着装，此刻Grunge最应该被翻译成“邋遢”——脏乱但必须随意的长发、一件或两件印有衷爱乐队的T恤衫、一件领尖钉着纽扣的衬衫或者棉绒套头衫、旧货外衣、破牛仔或是灯心绒的裤子或裙子、条纹袜子外加一双Converse鞋，以及几处不专业的文身（一些人是在科本死后才去纹的）。无论把这些符号做怎样的搭配，它们都表示着垃圾摇滚不仅仅是非主流摇滚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态度。 垃圾摇滚的态度就是心态的开放。它推倒了横亘在金属和朋克中间的大墙，融合了各种音乐元素，完成了青春应有的尝试。但也因为它的包罗万象，致使垃圾摇滚缺少鲜明并彻底的时尚感，一代乐迷经历了成长的惶惑以后，逐渐把它束之高阁。当年风头乐队的成员在今天发出这样的感叹：“来看我们乐队演出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观众也和我们一起变老了。现在的孩子对什么感兴趣，我真是说不上来。” 垃圾摇滚之于我们，始终是一段光辉的岁月和年轻的标准之一。它淡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的青春却没有结束。

编辑本段著名唱片辑

Shrinking the Blob发行日期1997年7月， Joyride封面

February 发行日期1999年2月， Unwind 发行日期2001年3月， Champion 发行日期2001年10月， Joyride 发行日期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