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谱写国歌?他有哪些短篇小说?

国歌的作曲者聂耳也是!

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字子逸,笔名黑天使,后改名聂耳,云南玉溪人。1922年就读秋实小学,后进入昆明市联合中学,两年后因家庭贫困辍学。1929考入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外语组。毕业后,他移居上海,加入了上海反帝同盟,并于次年被岳明歌剧协会接纳为首席小提琴手。1933年,加入中国* * *,积极从事抗日爱国主义宣传,创作了《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路之歌》、《新女性》、《先锋》、《铁鞋下的宋姑娘》等一大批爱国歌曲。1935年4月途经日本,赴苏联学习音乐艺术,17年7月在日本神奈川县游泳时溺水身亡,时年24岁。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改为国歌。

聂耳的故事

他母亲的歌令他着迷。

聂耳的父亲聂弘毅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程春堂药店。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在药铺聂耳墓上,原名子怡。聂耳4岁时,父亲去世,药店由母亲经营,小康的聂家才开始没落。在聂耳的童年记忆里,母亲常常坐在灯下,拉着算盘,算完账后叹气,发愁。聂耳曾经暗暗许愿:将来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到上海后,在给母亲的信中多次提到“汇款”这几个字。母亲是聂耳最大的牵挂。从照片上看,母亲彭吉宽是典型的傣族妇女模样。令人钦佩的是,彭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能够和丈夫一起阅读医学书籍。她丈夫死后,他还能为家人把脉,养家糊口。彭的智力显然遗传给了他的儿子。聂耳是家中最小的儿子,聪明伶俐,一把简单的竹笛就能吹奏出五彩缤纷的曲子,很受亲朋好友的喜爱。

母亲会唱各种民歌,包括东京调、邓华调、扬琴调等等,在昆明等地广为流传。歌曲中的歌曲和故事让小尼尔着迷。蔡锷成功的时候,聂耳还是个黄口小儿,但他是从母亲的歌里认识蔡锷的。蔡将军在云南保家卫国的壮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武从军,曾是少年聂耳的一大志向。十六岁那年,聂耳终于按捺不住,背着家人偷偷参了军,被十六军湖南募兵总队训练。后来没能进黄埔军校,被部队开除。无奈之下他才放弃了习武的念头。不得已,我转而读书、演戏、作曲,但对伟大成就的心仍意犹未尽。

聂耳在一篇中学作文《我的人生观》中说,如果可能,他不搞宗教、哲学、科学。他的理想是先上大学,然后出国旅游。最好是出国,在路上学习,增长见识,做出学术成绩。最后从聂耳的墓上赚点钱,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和几个可以聊天的朋友,学习,弹琴,打发闲暇时间。他还特别声明,昆明的西山将是他隐居的首选。

在聂耳大几岁的时候,也就是高中毕业考上云南师范学校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的人生观》。相反,他希望学习工程,学习艺术,成为一个旅行者“而不是罗宾逊的个人主义思想”,然后“用实际调查的收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娱乐圈的“绝望的三郎太”

上世纪30年代初,聂耳举目无亲来到上海,托人帮忙在“申庄”采购站找了一份检验员的工作。谁知“神庄”在昆明的总部——云峰商业银行因偷税漏税被查封,上海的分行也关门了。聂耳丢了工作。

幸运的是,天无绝人之路。联华电影公司音乐舞蹈学校在《申报》上刊登的招生通知引起了聂耳的注意。一个月挣十块钱,吃住都讲究,真的很吸引人。聂耳忐忑不安地走进考场,但由于紧张,他表现得很好,却被考官黎锦辉录取了。岳明歌舞团的前身是黎锦晖创办的中国歌舞团。这是中国最早的专业歌舞团。虽然阵容不大,但却因王、胡佳、白、和最佳女演员等著名的“歌舞四大天王”而享誉沪上乃至全国。聂耳是《皓月当空》里的小提琴练习生。

七八个人的小宿舍,练琴时不得不站在角落里,聂耳却感受到了生活的奢侈。刚到不久,他就帮昆明老家的朋友张庚厚、廖伯敏在上海租了电影拷贝,得到100元报酬。一百块钱,他离开大家庭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钱,聂耳的心狂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邮局,把一半寄给我妈妈。另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和两本音乐书。这把普普通通的小提琴,从此为聂耳的人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王的二哥王仁义是聂耳的专职小提琴老师。于是,人们常常看到师徒认真地纠正自己的指法,一错再错,德沃夏克的“幽默”时断时续。“小老师”和聂耳同岁。他平时很随和,但在教钢琴上却不马虎。聂耳,19岁,刚接触钢琴,连谱都不会。他哪里懂对位和声?“小老师”有点着急。但是聂耳不傻。他知道他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我会学的,”他对自己说。饭后,大家都去“四道”和“大世界”看杂技,聂耳却一声不吭,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练琴。他想完成自己的商业目标:每天至少要在钢琴上“恶补”七个小时。

“绝望的三郎太”聂耳很快就出名了。那时候电影和戏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演员阵容,舞台上的戏剧,水银灯的聚会。这样做,虽然是出于制片方节约成本的策略,但客观上锻炼了演员阵容。比如电影《风暴之子》,王不仅演女主角,还会唱主题曲。拉小提琴的聂耳也要时不时地扮演一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或者用黑色墨水画,打扮成黑人矿工。他的模仿能力是众所周知的。1959赵丹在电影《聂耳》中饰演聂耳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说起往事。

出入“明月”的都是沪上娱乐圈的知名人物,如蔡楚生、孙瑜、、、、郑、、、、白、、赵丹、周璇、阮等等。近距离看名人,聂耳体会到了什么叫“风头正健”。星光下,最初致力于在此谋生的聂耳,眼界豁然开朗。

“扎耳”和“田老板”

活泼天真的聂耳,19岁的孩子王,身边总是围着歌剧团的小演员们。打游戏,输了,孩子们嘘声一片,聂乐儿耸动着耳朵。大家都不满意,“耳先生,再来一个!”聂耳又“现身”了。

聂耳最喜欢看电影,一遇到情绪就会哭,在朋友中是出了名的。他的这个习惯经常被朋友当成笑话,但他觉得很自然。深情有什么不好?当时,聂耳与他的同乡,上海张泉中学教师李生轩,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交往频繁,因此聂耳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

“十一·二八”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文艺界发展党员,壮大左翼势力。年轻好动的聂耳被列为第一批培养对象。培训和联系的人是上海左翼剧团联盟的负责人田汉,也正是田汉后来介绍聂耳入党。但在聂耳十几万字的日记、文章、书信中,关于田汉的描写很少,即使有,也大多是日记记录,最多用“很好”二字笼统地表达。勤于写日记和书信的聂耳,为什么遇到“场”就要小心翼翼地避开聂耳的墓?未知。当然,在田汉眼里,聂耳一开始只是一个有着非凡经历的追求革命的穷学生,两人在经历、资历、性格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这并不妨碍田与聂在音乐创作上的默契配合。

在1933到1935的两年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共同创作了《采矿歌》、《道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砌砖歌》、《打桩歌》、《告别南阳》、《打桩歌》。聂耳的处女作小说《采歌》是他们合作的开始。《义勇军进行曲》是他们合作的巅峰,后来被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电影《风暴之子》剧本刚写完,编剧田汉就被抓了。聂耳见到夏衍导演的第一句话是:“谁来作曲《风暴之子》?”第二句是:“我来写,田汉也同意。”自信和确定性溢于言表。狱中的田汉真的答应了聂耳的要求。很快,聂耳拿出了初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定稿的。

1935,17年7月,聂耳在日本东京附近的海滩溺水身亡,年仅23岁。当时诗人郭沫若在日本写诗纪念;1954年,聂耳墓在云南重修,郭沫若题字。同年,聂耳纪念碑在日本藤泽建成,碑文也是郭沫若题写的。聂耳生前是否与郭沫若有过接触,我们不得而知,但作为田汉的挚友,郭沫若因田汉而关注聂耳是很自然的。只是,为什么不是田汉?由此可以推断,聂耳和田汉虽然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但在“朋友”和“伙伴”之间,作者更倾向于从后者的角度来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聂耳提起田汉,总是恭恭敬敬地叫“田老大”。1934:《我的音乐年》1934年4月1日,聂耳加盟英国人经营的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百代当时在上海很有名。聂耳刚进百代的时候只是音乐人任光的录音助理,但很快就被任命为音乐部副总监,这是因为聂耳一眼就知道了。“百代”老板生气地对聂耳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做什么,只要你能做,有影响力,有效益,你就能做。聂耳的“拼命三郎太”精神又上来了,临摹音乐,作曲,演出,开研究会,一刻也不停。他是如此的兴奋和忙碌,以至于他甚至没有时间写日记。直到七个月的“EMI期”结束,他才大致写了一个“总结”。在这本标注着“4月4日”的日记中,情绪激动的聂耳多次用“全票通过”、“好评如潮”等热词来形容自己为电影《余》、《桃花劫》、《大路》所做的音乐作品。在忙碌的时间里,聂耳最勤奋的是中国乐队,在业余演出中也被称为“音乐俱乐部”。乐队很小,只有几个基本座位。成员都是关系密切的同行,一周上两次夜班。因为他们的同行性质,大家的兴趣都很高。乐队在民乐伴奏和合奏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验。聂耳根据云南等地的民乐创作完成了《山国夫妇》、《赵迷》等四首民乐作品,均由曲艺社首演。现场和报纸的反应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兴奋不已。如今字典里的“聂耳”这个词,后面通常是“国歌作曲”,后面是“中国新音乐创始人”这句话。百代是聂耳“新音乐”的实验室。人生的价值往往是在一瞬间、一个阶段实现的。1935年聂耳为电影《风暴之子》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聂耳作为音乐人的标志性作品,但他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大致形成于1934年。他自己说:“1934是我的音乐年。”那一年,遇到相熟的朋友,聂耳总会说几句半真半假的话:忙!多忙啊!没有时间谈恋爱。话一说完,他一转身,忙得像陀螺一样,从乐队到合唱队,从合唱队到录音棚——因为他在策划歌剧《长江上的风暴》。若干年后,夏衍回忆起那一幕,感叹再也没有人能像聂耳那样“抢”导演了。1934,聂耳真的很幸福,生活和精神状态完全变了。在名人般的上海文学圈,聂耳一度很消沉。但今年,他恢复了往常的自信。60多年后,新世纪的第一个春节,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许多当地名人盛装前来。音乐厅的气氛出乎意料的好,每首歌结束时总有热烈的掌声。聂耳在“EMI时期”编辑创作的《金蛇之舞》开始播放。大厅非常安静,丰富的个性化旋律沿着多瑙河流淌。突然,震耳欲聋的掌声提前响起。一时间,作为观众的笔者百感交集,想到了很多事情,包括聂耳。在这场音乐会上,聂耳还表演了另一首改编自“百代”时期的新民乐《翠湖春晓》,也以其充满民族个性的美感动了异国他乡的观众。时至今日,《金蛇之舞》、《绿湖上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奉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经典作品,灵魂早已升上了天堂的聂耳。有什么新的感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