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关于二战期间西欧北欧的地下抵抗组织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人民在“自由委员会”、“国土与人民”等组织领导下，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反法西斯德国和本国纳粹分子的斗争。随着德国统治和搜刮的变本加厉，斗争规模越来越大，由小型的破坏活动发展到大规模怠工和总罢工。地下抵抗组织不仅在丹麦本土活动，还在瑞典成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武装力量“丹麦营”。1945年5月4日德国占领军投降。

丹麦在一九四四年初***分为六个抵抗区域，虽互相独立，却又都接受指挥委员会的指导。每个地区都成立地下自卫队，用偷运自英国与瑞典的武器进行训练。不到一个月，这些组织即与其它破坏小组协同行动，对制造小型武器、坦克车、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供德军使用的丹麦机构发动攻击。破坏份子于六月间对铁路线发动十九次攻击，是前五个月平均次数的三倍。

抵抗运动原本的目标是要声张丹麦主权，以采行积极活跃的行动而大量降低德国对丹麦的剥削。自由议会的推动已然使其超越了这项目标。不过，自由议会的发起人之一雅各森却认为有另外一个目标必须先达成。他写信向身在伦敦的穆勒指陈道：「在我看来，提升我国人民性灵的斗争毋宁是最为要紧的......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问题必然是：『我们要如何号召所有人加入这场斗争？』而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重创德国人？』我敢打赌，如果产生的效果相同，那么有一千人参与其中绝对比只有十个人来得好。听来或许矛盾，但绝对不会错。」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雅各森反对丹麦军方成立地下军队的提议，因为他认为抵抗运动应该是全民都能够参与的，而大多数人都必须在地上生活。他希望全体社会一同反抗德军，而不是只有一小群武装人士。这种想法与甘地如出一辙。甘地认为，要有效对抗外国占领军，就必须要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同参与。一旦大多数人民皆反对外国力量！一旦他们不再同意接受支配——外来统治者就不再能够拥有维系政权所需的人民合作，也不再有表面的合法性假象。

自由议会对全国人民发出呼吁，而强调非暴力抵抗的优先性。「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目标明确且毫不松懈地......制造阻碍......拒绝合作，推诿拖延，并贬抑德国当局。」唯有「拥有勇气与相关资源」的人士才能够实行暴力抵抗行为，而且行为对象必须是「对占领军具有极度重要性的人事物」。

不过，在破坏行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德国的报复行动也随之增加。报复行动通常由亲纳粹的丹麦解放军当中的老手「丹麦沙尔博格部队」执行。沙尔博格部队利用反破坏的手段攻击丹麦人民所珍爱的国家象征以及历史古迹，这种手段后来被称为[Schalburtage]（译注：与「破坏」谐音）。举例而言，一家为德军制造步枪的工厂遭到破坏之后两天，沙尔博格部队即纵火焚烧丹麦皇家瓷器工厂，并在哥本哈根著名的趣伏里公园放置炸弹。

六月中旬，希姆莱命令贝斯特严厉制裁破坏份子。他于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在晚上八点至早晨五点间实施宵禁。第二天，哥本哈根的柏威造船厂全体员工即因此于下午一点集体下工。他们向老板保证这绝非罢工，只是纯粹提早下班回家照料花园，以免延误时间，违反宵禁规定。其它工厂的工人很快就耳闻了这项计策，而纷纷以同样的借口停工。

不过，丹麦人并没有回家浇花，而是在哥本哈根的街头上集会向德国示威。地下通讯社「讯息社」报导：「哥本哈根居民以数百人为一群站在街角，以便在德军巡逻队出现之时逃入小巷道里。若遇见丹麦警察，他们便说：「别插手」警察也欣然从命……群众以铺路石、厢型车、脚踏车等构成屏障封锁街道，并对德军丢掷物品。德军则在狂怒下到处开枪。」到了当天傍晚，有六名丹麦人丧生，数十人受伤。

第二天早上，哥本哈根市内各地的工厂工人全部加入罢工。「提早回家」运动广为蔓延，以致城市中已有一部分地区公然展开反抗行动。贝斯特未雨绸缪，把宵禁时间延后到晚上十一点，但却无济于事；电车与公车不是出轨就是翻覆，路障愈来愈多，焚烧物品的火堆更是照亮了夜空。贝斯特对这种混乱情景极感愤怒，而召集丹麦行政官员及工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德军原已在欧洲各地陷入寡不敌众的困境，现在武器与车辆的产制及运送又因罢工活动而告停顿。贝斯特威胁对罢工活动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警告将追究丹麦官员的责任。

丹麦政府考虑过后，即向大众提出呼吁。「德国即将采取后果无可弥补的严厉措施……因此我们恳切要求所有人恢复日常工作。」不过，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必须在声明中表明德国已确实展开镇压行动，否则丹麦民众不会把他们的呼吁当一回事。他们于是在声明中加入一句话，怪罪德国方面「令人遗憾地采行了若干措施」。贝斯特对这句话怒不可遏，随即下令德国部队断绝市内所有瓦斯、电力及自来水的供应。在与丹麦官员召开的最后一场会议上，贝斯特表示「德国的荣誉已遭到玷污,有人得为此吃上苦头......哥本哈根的乌合之众必须尝尝鞭子的滋味。]

自由议会于六月三十日深夜召开一场紧急会议，会中决议认为，既然罢工活动已成为迄今为止最庞大的抗德运动，自由议会自然必须加以支持。自由议会于第二天早上宣告：「这是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全国示威运动。沙尔博格部队对人民生命财产的不断攻击，以及德国占领军对法治人权的彻底破坏，在在使人民忍无可忍。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持续进行，直到沙尔博格部队撒离、紧急状态解除为止。」抵抗运动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因德国的打压而大幅削弱，但侵害人民的暴力行为却激使丹麦全民展开非暴力行动！抵抗阵营于是忙着赶上人民的脚步。

德国当局的下一步则是企图让哥本哈根与世隔绝。不过，由于德国部队陆续调离丹麦移往前线，以致哥本哈根的封锁行动人手不足，因此数千名民众也就轻易通过了封锁线。哥本哈根市内的罢工活动持续加剧，罢工工人不但挖掘壕沟，还敲碎街道表面而以石块丢掷德国士兵，刺激他们开枪还击。到了七月二日星期六晚上，已有二十三名丹麦人丧生，超过两百零三人受伤。罢工及抗议活动蔓延至西兰岛和日德兰半岛上的各城市。德国方面也展开反击：坦克车驶入哥本哈根市区，并有谣言指出德国将对丹麦首都进行轰炸以迫使市民屈服。由于各种公***服务均告停摆，市民于是到邻近的湖泊汲水，并且采集木材在街上烘烤食物。地下组织安排牛奶、鸡蛋、乳酪等生鲜食品的秘密运送，商店也降价贩售农产品。

即使违抗精神高昂，但丹麦民众究竟还能承受这种情形多久仍未可知，、况且德军轰炸的威胁也似乎极有可能实现。于是，地方当局、工会职员，以及重量级议员都纷纷在德国方面与自由议会之间折冲斡旋，以期打破丹麦挑衅与德国报复的恶性循环。贝斯特同意把招怨甚多的沙尔博格部队撒离哥本哈根，解除宵禁，同时禁止德国部队向丹麦民众开枪。他也承诺在罢工活动终止后取消紧急状态，并恢复瓦斯及水电供应。

对德国而言，这场「人民罢工」带来了令人焦虑的启示：自由议会以不合作政策一跃而为丹麦的号令中心，而罢工活动也让德国政权的信用荡然无存。这些挫败所造成的打击又和德军在欧洲各地节节败退的消息形成加乘效果，一方面削弱占领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则鼓舞了丹麦人民。七月四日星期一晚上，自由议会发出一份「胜利公告」，内容详列德国方面的退让事项，同时赞扬丹麦人民面对德国报复行动的坚韧不拔。公告结尾指出：「全面罢工是个比零星进行的破坏行动远为有效的武器。造成决定性影响的是人民罢工，而非街头上的路障或骚乱……自从丹麦遭到占领以来，哥本哈根的人民罢工是丹麦人民所获致的最大胜利。」

自此以后，自由议会即不再倡议破坏行动与军事手段，而大力鼓吹非暴力运动。自由议会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停止组织地下自卫队，而转向从事罢工活动的协调工作。一位议会成员写道：「我们只要短短数小时就可以发起一场全面罢工。上自政府机关部会，下至基层首长，全都参与其中。只要我们一声令下，全国就会陷入停顿。不只如此，我们还可以视情况需要指定特定部门的工作人员展开罢工，同时让其它人照常工作。」有限度、有节制，并且经过挑选的非暴力罢工活动，已然成为最佳的抵制手段。

七月十二日中午，丹麦全国人民***同默哀两分钟，以纪念在人民罢工活动里丧生的人士。同样的默哀活动在八月二十九日又举行了一次。此后，这类纪念性示威活动在占领期间内频频出现。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柏威造船厂爆发罢工活动，以抗议十一名丹麦青少年因参与破坏行动而遭处决。自由议会随即介入，宣布自第二天起展开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罢工。自由议会同时也敦促工人「避免示威。保持冷静与尊严」。罢工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不到十天即有五十四个城镇加入罢工行列。

才一个月后，九月十四日又爆发大规模罢工，原因是为了抗议丹麦囚犯遭遣送至汉堡。贝斯特曾与丹麦前任政府协议在弗洛斯列夫设立一个收容所，俾使丹麦囚犯能够留在国内。现在贝斯特却自毁承诺，而把两百名囚犯送往德国。有鉴于此，德国边界的丹麦铁路工人于是集体罢工。罢工活动迅即蔓延至日德兰半岛各地，以致岛上的铁路网络宣告停摆。由于德军极度依赖铁路运送部队上前线，于是采取了和法军在鲁尔地区的同样作法，派兵占领主要车站。罢工工人皆受到处决的威胁，同时又有五百名囚犯即将遭到遣送。国家铁路总管与工会领袖由于担心德国会落实这些威胁，于是极力劝导工人恢复工作，但却徒劳无功。日德兰半岛依然爆发了全面罢工。自由议会支持罢工活动，并号召全国人民一同展开罢工，到星期一中午结束。那天早上，丹麦各个城市的生活机能全告停摆，德军补给品的生产也再次陷入停顿。

占领期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场罢工在不久之后随即爆发。九月十九日，德军在哥本哈根、奥胡斯、奥尔堡，以及奥登塞施放假空袭警报，德军士兵即在警报声的掩饰下搭着运兵车到达各警局，开始逮捕丹麦警员。对德国当局而言，由于丹麦警方对破坏行动与失序现象视而不见，因此已不再可靠。到了当天傍晚，已有近一万名警察遭到逮捕及卸除武装。在阿美莲堡，国王的随扈也遭到拘捕。一名德国军官向丹麦国王表示他奉命要在皇宫上升起骗字旗，国王拒绝之后声称道：「你如果升起那面旗，就会有一名丹麦士兵去把它拿下来。」「那么那名丹麦士兵就会被射杀，」德国军官回答道。国王则响应道：「那名丹麦士兵就是我。」阿美莲堡上终究没有升起骗字旗。

针对丹麦警察逮捕事件，自由议会发起另一场全国总罢工以为响应，预计于当周稍后结束。他们敦促丹麦人民保持冷静，在「时机成熟」之前不要任意走上街头。日德兰半岛上的五十八个城镇又再次全数参与，而且极少出现暴力景象。不过，少了警察在街上巡逻，大城市里的犯罪活动明显增加。自由议会于九月二十二日发出维持秩序的呼吁，而将若干犯罪行为的最高刑罚加重，并由地下自卫队充当城市警卫队。

到了秋天，秩序终于多少得以恢复，而当时丹麦人也和欧洲大部分占领区的人民一样，预期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但随着战事持续延长至冬天，丹麦的煤、天然气、水、电，以及食物也都出现了短缺。加上警力薄弱，犯罪活动于是大幅增加。同时间，盖世太保藉由渗透手段锁定抵抗组织，而对抵抗人士加以刑求或谋害。沙尔博格部队也回到哥本哈根，四处纵火焚烧疑似有破坏份子藏匿的处所。接着更有抵抗组织集体遭到逮捕，其中包括自由议会的重要成员。虽有报复性抗议行动出现，但由于天候恶劣，因此也未能造成太大影响。丹麦政府一再拒绝为日德兰半岛上的德国工厂提供工人的作法较为有效，而加入地下抵抗组织的人数也大为增加；到了战争接近尾声之际，抵抗组织成员已超过四万五千人。

不过，德军占领之下的丹麦仍未脱离险境。德国如果成功除掉了自由议会，实在难以知道剩下的丹麦行政官员会怎么处理随之而来的新危机，因为他们依然将自己视为丹麦人民的屏障，而非抵抗运动的推动者。一般而言，丹麦人民仍然把行政单位和史卡维尼斯的妥协政策画上等号，而宁可信赖自由议会。为了避免德国在节节败退之际做出垂死挣扎，英国皇家空军便在抵抗组织的请求下，对盖世太保三个最重要的总部进行轰炸，地点分别在奥胡斯、奥登塞，以及哥本哈根！这起攻击行动可能拯救了好几千名抵抗斗士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