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盗取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盗取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