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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词的价值及其研究基础

张仲谋

明词以及明词研究已经被忽略得太久了。明人论“当代”词，已经自惭形秽，清代诸家词话提到明词，更差不多都是贬抑否定之词。三百年来，为明词发覆表微之举，一为清代嘉庆年间王昶选编的《明词综》，一为近人赵尊岳于20世纪30年代辑刻的《惜阴堂明词汇刊》。20世纪出版的数十种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从未论及明词。专体史如刘毓盘《明史》第九章以极少的篇幅论明词，不过聊补阙典，而题为《论明人词之不振》；王易《词曲史》则称明代为“入病”，而清词为“振衰”，鄙薄明词之意显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五十年间，唐宋词领域的研究已到了“精耕细作”的地步，清词研究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而明词仍然是一块榛芜未剪的荒地，偶尔有一些文章谈及明词，也有一些词的选本选录了一些明词，但真正的研究却还没有起步。所以词学专家刘扬忠先生才会多次对明词研究的冷寂状况深致慨叹（注：参见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刘扬忠《新中国五十年的词史研究和编撰》，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鉴于上述情况，我于1996年申报承担了江苏省“九五”规划项目《明词史研究》，又于2001年承担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项目《明代词学资料汇编》。现在《明词史》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明代词学资料汇编》也接近完成。对于明词与明代词学，做了一些初步的文献清理工作，也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回过头来反思过去的近百年间对于明词的态度以及相应的误解与偏见，才感到是多么滑稽可笑而几近于荒唐。熟悉或了解明词的人几乎没有，而人人都无端自信地鄙薄明词以为不足道。这种状况在文学史学科崛起而至于繁兴的20世纪竟然持续了近百年之久，既与社会战乱与政治动乱有关，与学术界偏重显学、趋热避冷的学风似乎也不无关系。

在本文中，我想结合近年来研究明词与辑录明代词学资料过程中的体会，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明词的文学价值

明词的文学价值，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照。

首先，从明词的作家、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来看。尽管我们承认明代是词的中衰期，上不如宋，下不如清，但这种因为过于宏现而失之粗糙的大判断并不足以成为否定明词的定谳。就明词论明词，名家与佳作仍是所在多有。晚明时期，由钱允治选编、陈仁锡笺释，成书于万历甲寅（1614年）的《类编笺释国朝诗余》5卷，收明初至万历时词人凡27家及无名氏作品***461首。由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合选，刊行于康熙元年的《兰皋明词汇选》8卷，***选录词家231人，词作605首。由王昶选编，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明词综》12卷，***收录明代词人380余家，词作500余首。20世纪30年代，由赵尊岳辑刻的大型词集丛刊《惜阴堂汇刻明词》（又称《惜阴堂明词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题为《明词汇刊》），***收入明词文献268种，其中词话1种，合集、倡和集3种，总集（词选）6种，词谱2种；其余为明词别集，计256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词汇刊》，其“出版说明”中谓该书收“词选五种”，当为6种；“别集二百五十七种”，当为256种），词作达一万余首。《全明词》虽然迟迟未能出版，但据其主编之一张璋先生说，《全明词》***收明词作者1300余家，词作2万余首（注：参见张璋《明词不可抹杀》一文，载198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根据《全唐诗》、《全宋词》等总集的编集规律来说，应该说明代词人词作的数量还未见底。但熟悉宋词的人会对这两个数字作出反应，因为它和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非常接近。这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数量也能证明一定的问题。一代才人抛掷心力于此，其间不可能全无佳作。从明初的刘基、杨基、高启、张肯、瞿佑，到明代中期的马洪、杨慎、夏言、陈霆、陈铎、王世贞，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茅维、易震吉、沈宜修、叶小鸾，一直到标志着明词的辉煌终结的陈子龙、夏完淳，他们的作品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足以证明“词亡于明”或“明代无词”的说法是武断而不可信的。历来轻忽明词的人总不免陷入一种误区，既以宋词体现出来的审美规范去衡量宋代以后的词人，以似宋或不似宋的类比思路去排斥一切与宋词异趣的词作。一旦走出这种思维误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词史发展过程中的异量之美，把明词的特色与缺点剥离开来，就会发现明词还是不容简单否定的。至于作品例证，举出一两篇或三五篇作品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大量的罗列又不符合论文的写作规范。一个简单的例证是，那首从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中摘出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因为被毛宗岗移植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开头，后来又被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词，而成了妇孺皆知的名篇，而这首作品在明词中虽属佳篇，却称不得杰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浏览一下《明词综》或夏承焘、张璋编选《金元明清词选》中的明词部分，至少也会感到明代无词的说法是不足凭信的。

其次，从千年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词无可置疑地是其间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少了这一段，词史也就丧失了连续性和完整性。明代前后长达270余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时间段，不像五代或其他乱世之更迭那样，不可能忽略不计。对上而言它是宋元词的一脉相传，对下而言它是清词中兴的前提基础。因此，无论是从千年词史的连续性、整体性考虑，还是要为宋元词尤其是清词提供寻源溯流、原始察终的“上下文”背景，明词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可取代的。像李攀龙那样在一部《古今诗删》里删去整个宋诗，把明诗直接唐诗，作为文人个体的偏嗜别择也许无可厚非，但从文学史或诗史的角度来看，却是可笑而且近于荒唐的。

从词史的逻辑发展来看，明代词及其词学现象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明词的曲化现象。每一种文体的演化都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历时性过程。词在以敦煌曲子辞为标本的民间曲子词时期究竟存在了多长时间也许很难考定，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以燕乐系统为音乐背景的词究竟起源于何时（隋代还是初唐、盛唐）？但由中唐文人词到《花间集》、南唐词、北宋词、南宋词，词体的演进轨迹却是十分清晰的。这其间，词在形式体制方面的进化比较容易把握。由令词到慢词，由短章到长调，由单调为主到双调为主，并进而形成相当数量的三叠词调与少见的四叠词调，当然还有调式的“移宫犯羽”和曲式的添减摊破等手段造成的大量新调的出现。更为复杂而较难分说的是词在主题内涵风格情趣上的演化。在现代词学论著中，人们往往用“ⅩⅩ化”的构词方式来表述词的演进趋向。如从主题情趣方面称词的文人化、士大夫化，从语体的格调方面称词的雅化，从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彼此消长的角度称词的文学化；另外还有从不同文体影响互渗角度指出的“以诗为词”的说法，当然也可以称之为词的诗化。由本文的论题所决定，我对词的诗化现象自然特表兴趣，因为它与元明时期词的曲化正好相映成趣。清代朱彝尊及浙西词派推尊南宋词，往往称词至南宋而极其变，相对于“诗到苏黄尽”的说法，则大有“词至姜张尽”之意。实际词在经过两宋的“黄金时代”之后，虽然留给后人推扩的余地不大，在主题、意象、手法、风格诸层面，仍有发展变化，词的曲化就是一端。

明词的曲化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明初的瞿佑，到明代中期的杨慎，再到明代后期的施绍莘、陈继儒、卓人月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曲化现象。当然，词与曲的影响互渗是双向的。有人以曲为词，也有人以词为曲，词的曲化与曲的词化同时并存。但奇怪的是，以词为曲往往受到好评或认可，而以曲为词则难以被人接受，甚至被指为明词的一大缺点或明词中衰的原因之一。这里就涉及到文体演进规律的认识问题。钱钟书《谈艺录》曾援引外国文艺理论，力斥“诗文相乱”之说为皮相之谈。其说曰：“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注：钱钟书《谈艺录》29-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文体嬗变中的“破体出位”乃是常见现象。如楚辞之流为汉赋，汉赋又一变再变至唐宋而为文赋，虽仍以赋为名，其实已与散文道通为一了。虽然古代文论中评量诗文常常是先论体制而后论工拙，然而那些体制不纯或曰两种诗文体杂交而成的名篇仍然备受称道，甚至正因为“出格”才见其新颖别致，所谓“格外好”是也。

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同“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一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变化，而不可无视规范，厮踢蛮做。以曲为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取散曲清新浅切的特色，然而从总体效果来说必须仍然是词而不是曲；若只是用词调来作散曲，则径用曲牌可也。相对于这个虚拟而实存的度来说，过则为缺点，不过则为特色。既然人们乐于称道苏、辛等人的“以诗为词”，为什么就不能容忍明人的“以曲为词”呢？关于这一点业师严迪昌先生曾经指出：“词曲混淆，固是明词一弊，然而以散曲某种自然清新、真率大胆的情韵入词，实在是别具生趣，不得视以为病的。文体相淆，无疑会消解特定文体，容或不伦不类；从情韵上以新济旧，应是可喜的出新手段之一种。利弊每***生，会转化，全看高手的能耐，平庸者不能掌握火候，就难望其项背。读明人词，似须认识这一特点，始能发见其佳处。”（注：严迪昌《元明清词》92页，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对于明词深有体悟的通变观。

其二，明代女性词人大量涌现，相对于以前的词史而言，亦是一种卓有特色的词学景现。虽然宋代李清照、朱淑真等女词人成就很高，以至人们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然而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及至明代中后期，女性词人之多，创作之富，既构成前所未有的词坛景观，又与明词总体不振的情形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赵尊岳《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论“明词之特色”，即以女性词人词作之富为特色之一。其中云：

女史词在宋之李、朱，昭昭在人耳目。元代即不多，《林下词选》几难备其家教。而明代订律拈词，闺幨彤史，多至数百人，《众香》一集，甄录均详。而笄珈若吴冰仙、徐小淑，烟花若王修徽、杨宛之流，所值较丰，又复脍炙人口，视聂胜琼之仅存片玉，严蕊之仅付诙谐，自又夺过之，足资识籀也。

女性词之选本中，明末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诗余集》选明代女词人56家，清代周铭《林下词选》选51家，归淑芬《古今名媛百花诗余》选26家，徐树敏、钱岳《众香词》选录明代至清初女性词作四百余家，强半当为明代人，近人吴灏《历代名媛词选》选86家。又王昶《明词综》***选明词380家，编为12卷，其中女词人84家，词2卷。仅从以上这些数字，已足以见出明代女性词人词作之繁富了。而其中如沈宜修、叶小鸾、商景兰、吴绡等人，均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对这种引人注目的词学现象作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基本认识。从时代先后来说，明代女词人的成批涌现，主要在明代后期，这应该与当时思想文氛围较为宽松活跃有关。从地域分布来看，明代女词人多集中在江、浙二省。如果打破省的行政区划，我们还会看到一个女词人更为集中的文化区域，那就是苏州、吴江、松江、嘉兴一带。1995年，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词学讨论会上，吴熊和先生曾尝试提出“环太湖文化区”的概念，以概括词的创作、研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认同。明代女性词人的占籍情况，可以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又一重要佐证。从社会身份来说，明代女词人可以大别为两种：要么为名门闺秀，要么为名城名妓。名妓的出身背景未必华贵，但是既为名妓，必然聪颖过人；倘若质性驽钝，即使相貌姣好，也不可能成为名妓。又既为名妓，大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及文艺熏陶，因为城市高等妓家的接纳对象，大都为风流文人，不通文墨的妓女是难得有主顾的。妓女所受的教育未必严格遵循常规程序，但也因此使她们较少沾染冬烘陈腐的学究气。何况与文人墨客的交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过程，因此，从特定意义来说，名妓所受到的教育熏陶，除了名门闺秀之外，一般家庭的女子是无法与之相比的。至于出身名门的女词人，一方面是闺阁时期即有较好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可能为她提供良好的继续教育条件。在中国旧式的教育体制下，文化家庭既是纵向的传承文化的载体，又构成横向的文化传播的网络结构。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与流派，往往是以某一文化家族为核心，通过姻亲、朋友、师生等关系向外扩散形成的。晚明时期东南一带女词人成批涌现，即与这种文化家族现象相关。所以明代女词人的出现不是文化沙漠中的单株孤生，而是文化绿洲中的一簇簇地丛生攒聚。最典型的为吴江沈氏家族与叶氏家族两家，世代通婚，构成累世复叠的姻亲关系。以词而论，沈珫之女沈宜修，子沈自征之妻张倩倩，继妻李玉照，沈璟之女沈静专，沈自炳之女沈宪英，以及沈宜修与叶绍袁之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均为较有成就的词人，从而构成文化生态繁衍的特殊景观。研究明词或明清文学，这种文化家族现象颇堪注意。

其三，在中国词学史上，明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明代词学的地位比明词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要来得重要。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实收87家）、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实收61家），是较早的两部大型词籍丛刻，也是词学建构的两项重要工程，不仅在保存词学文献方面功不可没，对近代以来的《四印斋所刻词》、《强村丛书》等，均有导夫先路的意义。明代又有不少规模较大的词的选本。如陈耀文《花草粹编》12卷，选录唐宋元词3200余首，是明人所编规模最大的一部总集。清康熙时辑《历代诗余》，即以是编为基础扩充而成。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的《诗余广选》，后改称《古今词统》，又称《词统》，选隋唐以至明人词467家，选词2030首，持择较精。王士禛《花草蒙拾》亦云：“《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从音韵谱律之学来说，张綖《诗余图谱》实具有领异标新的意义。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称其“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荜路蓝缕之功。”其后又有程明善《啸余谱》，收录词调330调，450体，更为后来万树《词律》与《康熙词谱》等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万树不恤先行者之艰，乃指责其“触目瑕瘢，通身罅漏”（注：见万树《词律》自序）：事实上万树的《词律》也只是后出转精而已，明代诸家词谱的铺垫作用是不容抹杀的。

明人在词学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与建树。他们已经越过了宋人感性地描述创作经验阶段，而更带有理论色彩与研究意识了。过去人鄙薄明代词学以为不足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缺乏了解所致。明代词学理论是一片待发掘的荒地。除了唐圭璋先生收入《词话丛编》的4种词话之外，散见

实在太长了，后面还有三部分……我觉得贴不完……

你可以到下面的网址去看剩下的内容：

/wenxue/dushu/200611/8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