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什么被称为北宋灭亡的元凶，他到底做了什么？

中国古代的变法者，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北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在文学上，他的才华毋庸置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雅丽精绝、意境高妙。但是，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后世对他却褒贬不一。赞赏他的人，视他为贤明宰相，“一代圣人”；反对他的人，则称他是“元凶极恶”，视他为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是，关于王安石的毁誉是非，似乎凝固在了历史的迷雾中。

因一句话没当上状元

王安石是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今江西）人。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只在江南做过几任知县、知州，但所到之处，勤政爱民，深受百姓爱戴。王安石从小生活在父亲身边，受其影响很大。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小，不清楚父亲的为政事迹，但记得他的教诲，父亲希望“大润泽于天下”，就是要为全天下人谋福祉，如果有一个老百姓生活不幸福，为官者都应该觉得羞愧。

1035年，广南出现战乱，西北党项人赵元昊也背叛大宋，消息传来，朝野震动。王安石写下了他现存最早的诗作《闲居遣兴》。他在诗中写道：“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仔细论？”诗中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充满了对时局的关切。而这时的王安石，年仅15岁。

转过年来，王益调任江宁（今南京）通判，16岁的王安石也随父到江宁。在那里，他猛然感到光阴易逝，“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少壮时如果不选定前进的方向，那么到老必将无所成就。于是，他辞谢一切世俗应酬，埋头读书，以古代圣贤自期。

有道是“十年寒窗”，王安石只用了5年，就顺利考中进士。不过，此中也有一段插曲。考官将前十名考生的试卷呈送当时的皇帝仁宗，排名顺序本来是：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但是，王安石考卷中有“孺子其朋”一语，惹恼了仁宗皇帝。“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洛诰》，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翻译为现代汉语就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这本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的劝诫口吻，宋仁宗当时年过30，皇帝都当了快20年，却被王安石一个毛头小子比作小孩，自然满心不高兴，他说：“这个考生犯了忌讳，不可以当第一。”结果，原本可以成为状元的王安石被降为第四。

宁愿做地方官

王安石中了进士之后，有长达16年的时间，辗转江南各地担任地方官职。他不是没有机会留京任职，做舒舒服服的清闲京官。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凡在进士考试时取得了较高名次的人，在外省任职期满后，就可以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即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馆阁内的职位。入职馆阁，也是跻身高级官员的一条捷径。所以，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几乎都循例而为。但是，王安石从未提出过类似申请。

任舒州（位于今安徽境内）通判时，王安石曾两次接到让他入京的诏命，他都以“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要求继续在地方留任。舒州任满之后，朝廷再次召他赴京，他实在没有理由了，只好先后担任集贤校理（职责是在集贤院中收藏校勘典籍）、群牧判官（职责是指导检查全国各地的养马场、养马监）。

在京中任职的两年，王安石并不安心，请求外任达10多次。其中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家贫口众”，而是希望像他父亲那样，做一些“大润泽”于百姓苍生的实事、好事。王安石认为做地方官才真正有机会践行造福百姓的理想。他在诗中写道：“想看发秃无归计，一梦东南即自羞。”在京中无所事事的他，做梦都挂念着自己曾经留下足迹的江南，为没法回去而羞愧。两年后，他终于请得外任，相继担任常州知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等职。

1058年10月，王安石在地方接到调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今财政部官员）的诏令。他既不愿回京，又认为这一职务非自己所长，便上书当时的宰相富弼，希望朝廷能够让他继续在地方上做点实事。然而，北宋对各级官员的任用大都是循例照章办事，王安石等待多日，毫无结果，只得前往京城赴任。

正是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呈了他著名的万言《言事书》。主要谈及吏治问题，即人才培养、选拔、考核的问题，他希望通过人才培养，改造整个官僚体制。王安石读书、治学、做官，一直都抱着经世致用的目的。他做过10多年的地方官，对民众生活、行政机构的各种弊端都有所了解，对于如何整治这些弊端，也有自己的看法。这篇《言事书》便是多年来的深刻总结。但这样一份恳切的万言书，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新法”成了罪魁祸首

1063年，王安石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仁宗死后，优柔寡断的英宗即位，屡召王安石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身体有病为由拒绝。英宗很快驾崩，新即位的神宗抱负远大，试图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素来主张经世致用的王安石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神宗曾问策于朝中元老富弼，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初，当行德惠，希望20年不提‘用兵’二字。”这与王安石的议论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神宗对王安石更为信任。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逐渐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史称“熙宁新法”。

跟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法”遭遇了强大阻力，司马光在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后不久便辞职表示抗议，苏轼也上书反对“新法”，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到了1070年，京城官员开始盛传，说王安石曾在神宗皇帝面前提出3句口号：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成了得罪全天下的人物。

面对人言汹汹，神宗皇帝最终还是犹豫、退缩了。1074年，王安石罢相；次年复相；第三年，再次罢相——王安石也在这年彻底离开官场，隐居南京钟山。

哲宗登基后，司马光当宰相，立即废止“新法”。据说，王安石听到朝廷废除差役法的政令后，愕然不已：“连这一条也废除了吗！这是我与先帝反复讨论两年才决定实施的呀。”

1086年，王安石在钟山郁郁而终，享年65岁。

菩萨也劝不动

王安石死后，《宋史》对他的评价是：“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谁忠谁奸暂且不论，就王安石的性格而言，执拗似乎是时人公论。

司马光曾为王安石好友。变法开始，他3次给王安石写信，劝告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就要与王安石绝交。王安石毫不动摇，任其离开权力中心，去洛阳修史。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与王安石同为江西老乡，又曾举荐他为相辅接班人，有师长之谊，但最后与司马光一样，也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王安石的执拗名声，因明末文人冯梦龙撰写的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而家喻户晓。小说说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

其实，王安石的“新法”，是有宋一代最为雄心勃勃的政府改革尝试。宋朝的税收、贸易、邻里制度、兵役制度、差役制度、科举考试体系，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新法”的影响。但“新法”的另一后果，似乎应验了王安石当年考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语，朝廷为守旧还是革新陷入了无休止的朋党之争，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势同水火。朝政混乱加剧了北宋灭亡，王安石及其“新法”便成了罪魁祸首。

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南宋大儒朱熹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他说，变法是时势使然，然而就如医者治病，本来的心愿是要救人，但其药方足以杀人。王安石实在是用错了药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