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晚秋》的翻译和思想感情及写作技巧

晚秋诗

[南北]庾信

凄清临晚景。疎索望寒阶。湿庭凝坠露。抟风卷落槐。日气斜还冷。云峯晚更霾。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

写作技巧

庾信前期所作的风格绮艳流丽的诗文，就其文学渊源而言，是沿着永明体讲究声律、词藻的方向，进一步“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开启了唐诗、律赋发展的道路。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对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庾信是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的诗人，其诗今存320首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由于庚信在前期完全是一位文学侍臣，因此，就今存的少量的作品看，大体体现了梁代宫体诗风的一些特点，其内容多奉和应景，不出花鸟风月，淳酒美人，诗风绮丽轻冶。但也有个别诗表现出清新才思。如《奉和山池》：“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余山气，云归带雨余。”颇能体现出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真正能够代表庾信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由于生活和心境的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前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概括地说：“乡关之思”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内容，而在艺术风貌上，他将南朝讲究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用来描写雄壮肃杀的战争气氛，萧疏开阔的北方景色，浑朴质实的边地生活，从而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形成了刚健豪放、苍凉悲壮的风格。

关于庾信诗歌的“乡关之思”，最早见于《周书》本传。云：“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具体而言，“乡关之思”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亡国之痛，二是羁旅之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庾信后期内心矛盾与痛苦的中心，而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感情的则是他的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诗，虽非一时之作，但其主旨则有相似处，大体围绕自伤身世，思念和哀悼梁代亡国的内容来展开。而艺术上的俊逸劲健，浑成苍凉，更是他晚年诗风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咏怀诗》二十七首，是将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和深沉真切的感情相结合而形成的融合南北文风的代表性作品。

思想感情

庾信描写秋雁的作品也达18篇,而且其笔下的雁多具失群、单栖、无归的遭遇。庾信将自己在北地独特的心灵体会,运用于对雁的描写,使其作品中的雁已不再具有雁的自然特征,而是多在非常态下生存。如写秋归之雁“可怜数行雁,点点远空排”(《晚秋》)这其中充满了哀怨和凄清。作品中描写的这种失群处惊之鸟的意象,正与庾信经历丧乱,东奔西走,后又沦为亡国之臣的处境相通,也隐喻了其始终难以释怀的沉痛的故国之思,是其对痛苦人生真实体验的反映。

除了《拟咏怀》二十七首外，庾信后期的创作在体裁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这类诗以强烈的感情构成深挚动人的艺术境界，其风致已非常接近唐人的五言绝句，如《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再如《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这些诗情感的深厚与表达的含蓄蕴藉，是同时代人很少能达到的，因此，庾信对五绝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他前期创作的七言诗中的一些作品如《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等，从句法、章法、对仗等看，也可看作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因此，从庾信的创作来看，他是一位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对南北文风的交流与融合作出贡献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对唐代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诗人。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云：“庾子山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人刘熙载《艺概?6?1诗概》说：“庾子山《燕行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都说明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庾信承前启后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提高》评杨慎：“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笔者认为杨诗宗六朝味浓，但更得庾信风致。杨慎是明代的大学者，《明史》本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微第一”。他24岁中状元，35岁时因议大礼，“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撼门大哭”（《明史·杨慎传》），遭廷杖后谪戍云南永昌卫。投荒35年，思亲思乡心切，欲归休不得，那种“生还成梦幻”的悲苦时时煎熬着他的感情，嘉靖38年（1559年）惨死于戍所。庾信是南北朝诗人，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奉命出使西魏，正值西魏大军南侵江陵，他被扣留于长安，屈仕敌国。后又仕北周。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终老死北方。由此我们可以找到杨慎倾情于庾信的某种理由，即是他们人生后半期的期待和落叶归根的愿望有相同的地方。

杨慎对庾信的接受，首先体现在理论上对庾信的研究。杨慎认为庾信晚年的诗风清新不乏老成，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庵诗话》卷九“庾信诗”条云：“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将杜甫的诗句“庾信文章老更成”进行文学理论升华，并把庾信晚年诗风一改早年的轻靡苍白，以娴熟的艺术技巧表达人生的复杂况味，为南朝清绮诗风注入苍灏沉著之气等特点非常恰当地表述出来。同卷“清新庾开府”条云：“杜工部称庾开府曰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将杜甫“清新”一语释为流丽明畅、别构巧思，十分准确。该条中所列数例如《咏杏花》《寄王琳》等诗，确也代表了庾信的这一风格。杨慎还认为庾信诗清新自然的风格，“唐人绝句，皆仿效之”，故具有垂范后人的深远意义。这种断语不是空穴来风。特别是庾信入北之后的诸多诗篇，已摒落花艳，诗境清新纯净，对仗工稳，声律精美，如《喜晴》《晚秋》《舟中望月》等诗，已是标准的唐人五律了。杨慎对庾诗乃至整个齐梁诗在审美风格、语言追求上的把握极其准确到位，是与其“以艺论诗”的文艺观分不开的。他在给朱曰藩的信中说：“有厌之而学杜者，振俗近古不为无助，而专事蹈袭殆同抄剿……新律效于六朝、初唐而溯之左晋邺中，盖艳而有骨，丽而有则。古不乖时，今不同蔽者，必传之作也。走于谈艺论文，号为哽喙冷眼，而与左右独心契衷叶焉。为此言者，岂徒恃惠子之知我，亦将谐子云于后世也”（朱曰藩《山带阁集》附录，道光十五年校刊本）。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杨慎对朱曰藩“艳而有骨，丽而有则”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也流露出其“谈艺论文”的鲜明立场。他在《选诗外编序》中明确提出六朝诗虽有悖风教，但“以艺论之”，则颇多可取。“以艺论之，杜陵诗宗也，固已赏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乃知六代之作，其志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天宝、开元之滥觞也，独可少此乎哉！”可见，杨慎以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去理解庾信乃至六朝诗，表现出了可贵的重艺术的理论自觉。正是这种自觉，推动杨慎诗歌走向蕴藉流丽，清新工致。

在创作实践上，杨慎对庾信的借鉴接受也有明显的迹象。庾信的五言诗多写纪行(《将命使北始渡瓜步江》《入彭城馆》《西门豹庙》等)、留别（《别周尚书弘正》《别张洗马枢》）、奉和（《奉和山池》《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奉和赵王游仙诗》《和庾四》等）、写景（《园庭》《寒园即目》《游山》《望野》《喜晴》《晚秋》）、咏怀（《咏怀诗二十七首》等），那种滞留异国，欲归无望，终老他乡的悲慨溢于言表。杨慎的五言诗也多纪行感兴，写景咏怀（《梓潼道中》《观刈稻纪谚》《沙河县》《白崖》《层台驿》《风雨》《卧云庵》《乌撒喜晴》《滇池泛舟见新雁》等），和答留别（《答张禺山二首》《桂湖曲送胡孝思》等），咏怀感悟（《寒夕》等），抒发身处异乡的遭遇之痛、乡关之思，欲归不得的悲情。现列庾、杨二人的两首诗略作比照探析：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茄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庾信《拟咏怀》其七）

忽见行行雁，来应自故乡。天涯多少路，云际几番霜。滇海饶葭菼，禺山足稻粱。金河尔休恋，无限虏弦张。（杨慎《滇池泛舟见新雁》）

庾信《拟咏怀》（其七）前四句叙写远在异国，心系故乡的孤独痛苦，后四句以女子自喻，写思念故国而身心憔悴，红颜衰老，最后两句表达归乡不得的绝望感伤，感情强烈凄楚。

嘉靖四年春，杨慎自永昌移居安宁，时游昆明，泛舟见雁，自北新来，因以自喻身世遭际，以示久戍边所之苦，思乡之切。其中，“禺山足稻粱”句以雁足稻粱寄慨，庾信的《咏雁》诗就已用过。

庾信以女子自喻，杨慎以雁自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慎的《答张禺山》是慎初到永昌在张愈光酒筵中谈论朝廷所作，字里行间充满了反思的悲绪和激愤，与庾信《拟咏怀》（其十一）也有某些相似点，前者以自身的际遇浮沉来反思人生，后者借梁的灭亡表达对故国的反思：

江海喜相遇，烟霜悲长年。豪华如梦里，憔悴阿谁边。天地赌一掷，风雷惊四筵。虚名身外事，且作饮中仙。（杨慎《答张禺山》）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庾信《拟咏怀》其十一）

就是杨慎的一些纪行诗在写景方面也无不带有庾信早期诗歌清新流丽的特色。如杨慎《梓潼道中》中的“素林惊夕鸟，锦石戴寒花。怅别关河晚，凭高朓望赊。上亭今夜月，流影梦还家。”和庾信《奉和山池》中“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等句用词设句，工稳而不繁富，描画景色，精巧而清新，几出同道。

当然，杨慎学习庾信的五言诗是活学活用，重在悟其神韵，而不像其学萧纲等人的宫体诗，喜欢直接在原作基础上再踵事曾华，如《华烛引》，张含跋云：“六朝初唐之作绝响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尝云：‘《三百》篇首雎鸠，六义首乎风。唐初诸子，音节往往可歌，而病子美缺风人之义。’益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萤》篇拟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太史公增损梁简文《华烛引》一篇，又另拟一篇，此二篇者，幽情发乎藻绘，天机荡于灵聪焉。永明、大同之声调，不杂垂拱、景云以后之语言。……安得启仲默九原***赏之耶？”也不同于他拟谢灵运的诗作。如《赤岸送别效谢灵运》，张潮评《于后江乡言辞友生》“全篇不减康乐”。《雨宿大宁馆》，张含评“近谢灵运”。《雨宿大宁馆》云：“晨栉充园风，夕沐巴峤雨。云馆枕攒峰，江亭席回浒。空水相澄鲜，林霏自吞吐。天籁坐嘨吟，烟萝***飞舞。盼涔感踬蹄，瞻乔怜滞羽。怀哉喜霁吟，倦尔愁霖苦。稜稜霜野钟，沉沉寒谯鼓。惜无同怀人，冻醪成独抚。”形式体制与内容风格，同大谢可谓如出一辙，其滞累典重的程度亦不逊康乐。

值得一提的是，杨慎对六朝的诗歌理论和诗歌语言技巧深有研究，在创作上，模拟吸收，脱胎犹过之。六朝诗风能在明代复兴，杨氏功莫大焉。以杨慎为代表的六朝派几乎完全放弃了政治、道德批评的立场，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审视六朝诗歌。杨慎的《五言律祖》《选诗外编》以及徐献忠的《六朝声偶集》，均以文献为基础，反拨前七子“尊唐而卑六朝”之偏见，强调齐梁俪语开启唐律的诗史意义，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史诗地位的理论和实践把握提高到了新的水准。王世贞将杨慎的诗文风格喻为“暴富儿郎”，称“徐昌谷有六朝之才而无其学，杨用修有六朝之学而非其才。”胡应麟比较皇甫汸与杨慎：“皇甫子循，以六朝语入中唐调，而清空无迹；杨用修以六朝语作初唐调，而雕缋满前。”都表明杨慎对六朝诗的喜好和重视。

这是总结的有关庾信《晚秋》的一些资料，希望对亲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