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简介、起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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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简介

在中国戏曲的百花园里，越剧是盛开在江南的一朵奇葩。她以细腻的表演，委婉的唱腔和优雅的风格，令人陶醉。越剧虽然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百年，但已是继京剧和梆子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剧种，也是浙江省内流传最广，深受欢迎的第一大剧种。

越剧起源于浙江嵊州农村。最早是贫苦农民为了生计，使出善唱民歌小调的本领，沿门唱书以乞求施舍。后来，唱书进入城镇、茶楼、大户人家的厅堂，最后转为上台演出，这标志着越剧的诞生了。

20世纪20年代后，越剧从浙东山间走出，进入宁波、杭州、上海等城市。民间艺人不断创新，使越剧形成崭新而又独特的音乐风格，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和接受。在当时的上海，越剧风靡一时。

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姐妹，为了抗日救国，振兴中华，树起新的越剧的旗帜，对越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使越剧表演的题材内容有了突破性的改变。为筹集资金自建剧场《山河恋》义演，汇聚了“越剧十姐妹”，在越剧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越剧走上了全面繁荣发展之路，流派纷呈，名人辈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碧玉簪》等优秀剧目不断涌现，还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剧新秀不断崛起，出现了以茅威涛为代表的“小百花”和许多优秀剧目，如《五女拜寿》、《汉宫怨》等，标志着越剧又一辉煌时代的到来。

越剧起源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县。它位于绍兴南邻，东有高耸云霄的四明山，西有陡峭险峻的太白山，富有神话色彩的天姥山在嵊县的南面，北面则是巍娥的雩山。清澈的剡溪穿过群山注入曹娥江。嵊县古称剡县，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民间文艺。溪山相映如画的秀丽景秀景象，在东南山水中久负盛名。古人称这里“气聚山川之秀，景开图画之奇”。谢灵运、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陆游、苏轼、王安石、欧阳修、汤显祖、袁枚等杰出诗人，都曾赤到这里游历，并留下了脍灸人口的诗篇。在嵊县一带，流行着“看牛山歌”、“三番十二朗”、“摇船调”等民间音乐，“辕门”、“十番”“绣球”等大型器乐，布龙、草龙、高跷、跳无常、舞狮、划龙船、仙鹤舞、翠瓶舞、回头拜、大头等民间舞蹈，还流行着绍兴大班“紫云班”、“新昌高腔”、“东阳滩簧”、“余姚滩簧”（即“鹦歌班”）等戏曲。徽戏和本地道士班组成的“目莲戏”、“孟姜班”以及佛曲“宣卷”等也很普遍。这些扎根在群众之中的艺术形式，五光十色，是越剧产生的肥沃土壤。

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这是一种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这种说唱，最初是由民间艺人金其炳创造的。金其炳是嵊县西乡马塘村人，原是个农民。一八五二年的一天，他在田头晒谷场上唱几句新闻，每句的尾部都带有{工尺普}上的{四工合上尺}几个音，作为衬音拖腔。这种唱法，有点类似佛曲“宣卷”中每唱一两句就宣一声佛号“南无佛，南无弥陀佛”。不过，唱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与佛无关，拖腔不能宣佛号，于是用上了{四工合上尺}。群众觉得曲调简洁流畅，灵活动听，便纷纷向金其炳学，不少人还正正经经地拜他为师。金其炳教出的一些徒弟，日后都成为有名的唱书艺人。这种曲调，就称为{四工唱书调}。唱书，起农民的一种自娱性的形式，劳动之后，用唱书来进行娱乐，称为“田头唱书”。一八六零年前后，自娱性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呢？原来清朝 *** 由于加紧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进一步加重了田赋捐税，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贫苦的各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开始用唱书作为弥补经济厄的手段。那时是一个人单独出门，大门，左肩背一个干粮袋，手里拿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敲着门槛作伴秦。沿北京时间卖唱，乞讨年糕、粽子。从秋收之后到第二年清明播种之前，是一段农闲时期，会唱书的农民纷纷外出，从本县渐渐流入附近的东阳、义乌、桐庐一带。

唱的内容一是小段，多是吉利话，当地叫“彩话”，譬如到了一家商店门口就唱“南货老板发大财，金银财宝滚进来”之类；一是农村生活中的小故事，如《蚕姑娘》，唱姐妹二人在养蚕中的乐趣，《绣荷包》，唱美多娇和赵文标的热恋。后来，唱书艺人丢掉了旱烟袋，改用毛竹做起的尺板和毛竹做的笃鼓来伴奏，又从一人单独唱发展两个人搭档，主唱者拿尺板，称上档，帮唱者拿笃鼓，称下档，这个时期，称为“沿门唱书”。“沿门唱书”主要是在农村里，几年之后，民间艺人逐渐进入城镇茶楼，并且与茶楼订好合同，有了相对稳定的演唱地点。这时“沿门唱书”便发展为 “落地唱书”。演唱的形式也相应地起了变化：主唱者前面放着一个案桌，边说唱边用手一些简单的动作，帮腔的人在案桌旁边，以尺板、笃鼓伴奏，并和以尾腔。由于听众成分变成城镇居民，而且不只是一家一户，演唱的内容如仍是一些通俗的小段便不能满足听众的要求，于是增加了一些反映古代的生活的大书，包括才华佳人的爱情故事和帝王相处理军国大事的故事，俗称“武书”。当时有“文书走田庄，武书进茶坊”的说法。演唱长篇高，帮腔呆板，比较单调。艺人们在实践中寻求新的曲调。

一八 *** ，艺人金艺堂在余杭县葫芦桥茶楼唱书。唱书之余，他还要修鞋子。一次，他修鞋时听到“湖州三跳”艺人卖唱，曲调比较舒缓，帮腔也较灵活，就耐心地听，偷偷地学，把“湖州三跳”的长处吸收过来，融化进{四工唱书调}之中，部帮腔用“呤吓呤呤吓”，所以称{呤吓调}。由于这种曲调吸收了“湖州三跳”的成分，所以艺人们又称之为“湖调”。这种曲调，唱长篇书目比较灵活多变，适应性和表现力也较强。嵊县的艺人以剡溪为界，分为南、北两派，虽然***同奉金其炳为祖师，但演唱风格各有不同。{呤吓调}在实践中也发展成{呤吓南调} 和 {呤吓北调}。{南调}比较粗犷激昂、爽郎明快，旋律进行多跳跃跌宕，书目多从民间故事和民间戏曲中翻来，如《乌金记》、《桂花亭》等。{北调}则比较委婉舒缓，发音讲究音准确和口形变化，板式和曲调吸收了多方面的长处，比较丰富，变化较多，曲目则主要从“传书”如《珍珠塔》、《七美图》、《倭袍》等中翻编。到二十世纪初，演唱形式又有了发展：演唱时，主唱者先拍净木，念定场诗；唱书不但伴以身段动作，还根据故事中人物的身分区别出生、旦、净、末、丑五色嗓音。伴唱的人除帮腔外，还插入简短的对白；位奏也增加了“三跳板”。这时，称为“台里书”或“走台书”。以“田头唱书”到“沿门唱书”“落地唱书”，直到“走台书”，曲调逐渐丰富，表演成分增加，戏剧色彩日益浓厚，为越剧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一九零六年清明前的一天，嵊县的一批南派艺人在于潜县腊瓶村附近的茶楼唱书。当地的群众说：“你们又会做身段，又能分五色嗓音，何不上台演演看！”艺人们答应试试看。群众在腊瓶五村的晒谷场上用稻桶、门板搭起了露天舞台，并主动借给他们竹布衫裙和女人用的脂粉，让们们“清水打扮”起来。第一天演出的是《十件头》、《倪凤扇茶》演员有钱景松、李世泉；第二天演出了《赖婚记》、《绣荷包》又加入了袁福生、高炳火、李茂正、金世根。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余杭唱书的北派艺人那里。他们有四个班***九个人，住在一户陈姓人家。年纪最轻的的马潮水提出也演演戏试试看，被师父打了一个耳光。但是，陈家也劝他们演，别的艺人也有兴趣，于是便分派角色，会聚串戏，演出了《珍珠塔》。

那时的唱书艺人，几乎都是半农半艺。清明节到了，大家都从外地赶回家种田。曾在于潜县腊瓶五村演出的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等回到故乡嵊县东王村，讲起在外面演出的情况，当地群众觉得很新鲜，纷纷要求他们在本村演出。三月初三清明节这天晚上，大家在东王村的香火堂门前搭起一个台，从本村人家借了服装。有位新结婚的媳妇还拿出自己的嫁衣。钱景松、李世泉、高炳火、袁福生、要茂曾、倪生标、何有兴等七位艺人演出了《十件头》、《双金花》。第一天演完，群众兴高采烈，第二天仍要他们演出。“嵊县人自己能演戏了！”这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天演出时，周围各村有许多人赶到东王村观看。香火常前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接着，临近的东山村、沈家村都请他们去演戏。演了两天之后，东王村又让他们回来在本村再演。然而，就在这时，一场风暴来临了。

原来，东王村离甘霖镇只有三，四里路。甘霖镇又叫“两头门”，在嵊县算得上一个大镇。镇上有个大恶霸，叫万金焕，担任团练，控制着一支地主武装。他手下有十八个“空手人”，都是凶恶的流氓打手，在这一带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他听东王村有人竟然自己演起戏来，事先又不向自己投帖子送礼，扬言要给东王村一点厉害看看。谁都知道，这家伙心狠手辣，鱼这样的话会给东王村带来什么后果。然而，东王村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演戏犯了什么罪？”艺人们从沈村回到东王村后，还要不要演？照样演。可是，对恶霸万金焕的威胁，也不能等闲视之。这时，东王村有个叫李海法的站了出来。李海法是个有学问的人，经常到绍兴，杭州等地方走动，接触过“同盟会”、“光复会”的人士，接受了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思想，很有正义感，算得上一个有开明思想的士绅。万金焕之流背后骂他是 “乌带党”，但见他与上面官府有来往，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李海法因事外出，没有看到香火堂的第一次演出；不过，他回家后，听女儿讲了演出的详细情况，又听说“两头门”的恶霸要来逞凶，便和村里人商议，做好准备。村里的群众早不对万金焕恨之入骨，纷纷表示这次要和万金焕决一高低。那晚演出前，东王村的所有进出口除留下一切由他担待，抬着棺村到县里去打官司。万金焕事先派了一个手下人扮做卖烧饼的到东王村侦察情况。这个探子见东王村已经做好准备，连忙回去报告。万金焕迫不得已，只好罢休。东王村香火堂演出又开始了，气氛虽然有点紧张，观众情绪却格外热烈。为了与“绍兴大班”相区别，有人提议管这种戏叫“小歌班”。由于伴奏只是尺板、笃鼓，发出“的的笃笃”的声响，所以后来人们又称之为“的笃班”。一九0六年三月初三清明节，就成为越剧的诞生日。一场风暴虽然过去了，但是，“小歌班”从出世的时候起就遭到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和斗争，并没有停止。

“的笃班”这株幼苗，刚刚破土而出，就受到霜冻雪打，险些天折。然而，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受到群众的欢迎，尽管受到摧残，依然顽固地生长起来。自从东山王村演出以后，唱书艺人纷纷登台。接着，在嵊县剡溪南北两岸又办起了许多科班，专门培养“的笃班”演员。第二年已进入县城，以后又逐渐向新昌、诸暨、绍兴、上虞、东阳等地发展。演出的剧目有《赖婚记》、《珍珠塔》、《乌金记》、《金龙图》、《双金花》、《金凤姑娘磨豆腐》、《拣茶叶》、《绣荷包》等。一九一零年，钱景松、俞柏松戏班首次进入杭州，在拱墅桥荣华戏院演出。这个时期，都是男演员。有些年轻人问：为什么越剧起初全是男演员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当时，“小歌班”刚从说唱形式演变为戏剧形式，第一代“小歌班”演员几乎都是唱书艺人，在他们当了演员之后，有时仍然还要以唱书谋生。那时，封建思想还很农厚，女子是不能随便出门抛头露面的，当然更谈不上唱书演戏了。

男班艺人在绍兴和杭嘉湖一还流动演出，受尽了压迫。官府和财入们看不起出不承认“小歌班”，把它诬为“淫戏”，不准演出。一九一三年，马潮水与费彩棠、裘水根等艺人组织了“醒世社”科班，在诸暨县碑头草搭桥演出《双金花》、《黄金印》，当地警察分所的所长带领警察去捉人，把行头（即戏装）烧掉，还让唱小旦的宋贤卿打扮成何兰英，在诸暨县的街道上游街示众。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哇！群众非常同情艺人，他们看在眼里，心中不服，便自发地组织起把警察所砸掉了。马潮水等人逃到乡下，只好仍以唱书为生。以后，他们在新登县、余杭县演出，又先后被抓入监牢。一九一六年，他们在嵊县三界镇对面的一个小村子里演出，又一次被警察捉去。警察所长审问时说：“你们什么事不好做？为何要做“小歌班”？马潮水回答：“做戏是劝人行善，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人在世界上有三劝：一是硬劝，用王法，做了坏事打、关、杀；二是善劝，宣卷呼素劝人行善；三是花劝，台上做出好坏，善恶分明，坏人传骂名于人间，好人流芳百世。”。警察所长听了，张口结舌，恼羞成怒，要把他押到县里。马潮水这番话，说明艺人们敢于藐视王法，有正义感，他们演戏并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乐，而是有劝人行善、惩恶扬善的愿望的。至于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的看法可能还是很朦胧，但这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苛求艺人们的。象马潮水等被捉、被关、被侮辱的遭遇，绝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但是，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因遭受迫害、打击而屈服，而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并谋求“小歌班”更大的发展而挣扎着。

“小歌班”出世后在浙江活动了十年，这时已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了。绍兴、嵊县有一些到上第做生意，就想把“小歌班”介绍到上海。艺人们当然也希望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去打开局面。一九一七年（即民国六年）四月，由新昌县梅赫地方的杨少卿老板介绍，第一批艺人首次到达上海。他们在嵊县上碧溪村的袁生木家中集中，由一个名叫小金黄的人带领先到宁波范瑞娟简介，然后乘轮船去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的新舞台演出。演员有袁生木、金荣水、俞存喜、费彩棠等约二十人。由郑小火任派场师父（相当于现在的导演舞台监督），由俞传皓专门接调（管内外联系）。十六铺在上海老城边上，是水路运输的集散地，比较繁华。不过，“小歌班”当时演出的“新舞台”，并不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京剧演夏月润、夏月珊演新戏的那家“新舞台”，而是一座只有二三百个座位的草棚。第一夜演出的剧目是《碧玉带》、由袁生木演王宝，袁开山演刘文英，俞柏松演陆青莲，谢大炮演包公。接着又演《七美图》、《白玉带》、《失金钗》、《七星剑》、《蛟龙扇》等戏，哈哈大笑，觉得太简单、太粗糙了。因为艺人们到上海演出还保持着在乡下演出时的风格，伴奏没有丝弦，只用尺板和笃鼓敲出单调的声响；遇到饮酒、过场这些需要伴奏音乐配合的地方，只好用人的嘴吹出“梅花”之类曲牌；演武戏时，也没有锣鼓，只是借来一只大鼓，用手而不是用鼓槌敲出锣鼓点子，这比在乡下稍进了一步---在乡下是用手敲桌子来代替锣鼓。另外，人声帮腔唱“呤吓调”，观众也很不习惯，至于身段动作，就与京戏、绍兴大班等不能比了。这样演了两个月，观众越来越少，维持不下去了，班子只好散掉，演员回到浙江。观众谈起这种戏来，称之为“的笃戏”或“的笃班”，最初多少也含有轻蔑的意思。

“的笃班”第一次进上海，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艺人们并不灰心。一九一八年，由老板俞基春包班，有两班艺人第二次进上海，在观音阁码头锦花园戏院演出。一班是北乡的魏梅朵、马阿顺、张云标等，唱“呤吓北调”；一班是南乡的白玉梅、王永春、俞柏松、马潮水等，唱“呤吓南调”。南乡艺人不久并入北班。然而，还是打不开局面。于是，“的笃班”只好与绍兴大班同台合演，大班在前，“的笃班”在后。演了一陈子，又只好回乡。不过，在与绍兴大班合演时，“的笃班”艺人学了不少东西。

一九一九年，由老板王金水、俞基春和周钜成介绍，“的笃班”第三次进上海，在海宁路新疆路口北公益里华兴戏院演出。演员有白玉梅、王永春、马潮水、费彩棠等。演员们这时已经很注意从京戏、绍兴大班中学习。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什么家底，没有什么本领，所以学习、吸收别人的长处很起劲。在表演上，他们也向京戏学了开打动作，还用了打击乐。不过，这次仍然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敢于吸收，但还不善于融化，学别人的东西只照搬过来。结果，这里象京戏，那里象绍兴大班，自己的特色却不鲜明。因此，仍然得不到观众的承认。三次失败，艺人们仍不泄气。白玉梅离开上海前就拉着一个常来看戏的同乡的手说：“吃一堑范瑞娟简介，长一智，我们一定要想法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零年，白玉梅、王永春、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张子范等四十余名艺人，第四次进上海，在海宁路天宝里明星第一戏院演出。这次终于打响了。为什么这次会赢得观众的承认？最主要的原因，是带来了有自己特点的剧目。第一出戏是《碧玉簪》，第二出是《琵琶记》，第三出是《梁祝哀史》。接着又请了游龙生编了《孟丽君》，请陈叔谋编了《弥勒佛》。这些戏有头有尾，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很快便受到观众的欢迎。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正处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反封建的新思潮方兴未艾，这几出戏，尤其是《梁祝》、《碧玉簪》、《琵琶记》，尽管还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不少糟粕，但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悲剧遭遇和不幸命运，适应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妇女们反封建的要求。王永春、白玉梅等对这几出“骨子老戏”进行了加工，使情节、语言更加生动丰富，因而赢得了观众。戏班第四次进上海以后，营业日益兴旺。老板周灵芝和关之羽合股，把华兴戏院翻造为“升平歌舞台”。周灵芝是嵊县开元人，从家乡找来周绍堂、周小灿、周林芳等三位琴师，再加上演员魏梅朵、马潮水、张云标***六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对音乐进行了改革，***同研究唱腔和配乐。他们觉得演小旦的唱男腔总不太雅，就打算改用高腔，唱小嗓，但是除魏梅朵之外，其他唱旦角的都学不会。他们又在唱帮腔时加上一把板胡，拉的是[反二黄]以“1”、“5”两音定弦，这在绍兴大班中称[正宫腔]，简称[正调]。[正调]就成为“的笃班”的音乐进入亲阶段的标志。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云掉帮腔，改为过门，前面加引子；又改为清唱一句加一句过门；到一九二一年，大家觉得胡的声音太响、太粗、就改用平胡，而且连唱腔也一起伴奏。

这样就比原来文气多了。乐器中又加了一个“斗子”（又名“金刚腿”），乐队仍然是三个人，一个掌尺板带小锣，一个拉平胡兼吹唢呐，一个掌“斗子”兼敲鼓。贡调和板式也有所丰富，增加了[还阳调]、[清板]和从绍兴大班中吸收过来的[倒板]和[快板]。这一年，“的笃班”改称为“绍兴文戏”，开始在上海站住脚跟。一九二三年，“大世界”的老板黄楚九便与王永春、俞传海、马潮水等签订合同，请他们去演出。在“大世界”这个上海最大的游乐场所，有各种不同的剧种在演出，“绍兴文戏”进来之后，即增多了向其他剧种学习的机会，又能在竞争中得到提高，扩大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剧种，“绍兴文戏”得到上海观众的承认。得到上海观众承认，并不等于从些便一帆风顺了。“绍兴文戏”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剧种，仍然被以正统自居的人看不起，长期被当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艺人们依然没有摆脱受侮辱、受迫害的地位。包探、流氓曾不止一次借故将王永春、马潮水等捉云，敲诈勒索一笔钱再放出来。军阀孙传芳和卢水永祥开战时，还抓云三十多个演员，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云替死。环境虽然艰苦，男班艺人们却闭住一口气，在艺术上更加上进。一部分演员，如白玉梅与王永春、魏梅朵与张云标这两对搭档，老生中的马潮水、童正春等，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男班四进上海，为越剧在上海打开了局面。这个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越剧特色

越剧流派唱腔由曲调和唱法两大部分组成，在曲调的组织上，各派都有与众不同的手法和技巧，通过旋律、节奏以及板眼的变化，形成各自的基本风格。特别是起调，落调，句间、句尾的拖腔，以及旋律上不断反复、变化的特征乐汇和惯用音调等，更是体现各流派唱腔艺术特点的核心和关键。在演唱方法上，则大都集中在唱字、唱声、唱情等方面显示自己的独特个性，通过发声、音色以及润腔装饰的变化，形成不同的韵味美。有些细微之处，还包括着不少为曲谱难以包容，也无法详尽记录的特殊演唱形态，却更能体现各流派唱腔的不同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