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翁情史》中文史的“流通”和“交换”] 莎翁情史剧照

［摘要］《莎翁情史》在实现莎士比亚的剧本创作、莎士比亚与薇奥拉浪漫爱情等情节建构的同时，通过厚重的历史解构、多重的后现代文本策略，合理把握历史的客观性、文本性和可建构性，实现了无形的文史融通和置换。格林布拉特认为，戏剧作品凝聚了其他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是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协商”和“交换”的结果。影片以实际的文艺创作印证了这一观点，莎士比亚的爱情盛宴也是经典莎剧流通与转换的结晶。

［关键词］莎士比亚；莎剧；文史；流通；轶闻

提到《莎翁情史》，人们自然会想到它囊括第71届奥斯卡七项大奖，想到莎士比亚（以下简称“莎”）与薇奥拉之间充满戏剧性的炙热爱情，想到影片创造性地将经典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人物、情节编织到剧情中，以戏谑却又谦恭的方式将莎的生平叙事与令人陶醉的浪漫爱情荟萃在一起。影片对历史客观性的把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叙事技巧也引人入胜，令人叹为观止，非但毫无妄述、歪曲或刻意世俗化莎之处，反而将新历史主义批评引入其历史叙事，既突破了单纯的好莱坞式爱情的演绎模式，又增强了故事的历史性和欣赏性。

影视作品不同于传记文学，它允许虚构，可以对细节进行合理的想象。《莎翁情史》精心地将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伦敦风貌投射在故事的背景墙上，以莎的剧本创作、与薇奥拉的爱情为主线，通过零碎实证、情节虚构等手法透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事件和社会现实。影片在剧情安排上虽有挪用效仿之嫌，却未给人以生搬硬套和东施效颦的感觉，反而顺理成章，合乎情理又出人意料。这一点正是因为影片运用了多重后现代文本策略，合理把握历史的客观性与文本性，实现了文史之间无形的流通和交换。

首先，影片运用厚重的历史解构，凸显历史的文本性与可建构性。诚然莎给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戏剧和诗歌，有关莎的日记、访谈、回忆录等原始资料却鲜有保存。恰恰对莎生平记载的缺失为影片构思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人们既有的历史知识范畴中和对莎作为文学巨匠的情感期待中，《莎翁情史》巧妙构思，突破创新，人为地为莎安排了一场华丽的爱情盛宴，满足了观众对历史人物的想象和对浪漫爱情的渴望。

在古今错位和杂糅中，《莎翁情史》时刻提示观众历史客观性的一面：莎18岁时无奈娶了大他8岁的富家女安妮，罗密欧在遇到朱丽叶之前曾迷恋名叫罗丝琳的女孩，莎与《浮士德博士》作者马洛同为当时戏剧界的明星，亨斯洛是伊丽莎白时代最显要的剧院主和经理人，莎曾受邀去伊丽莎白王宫演出，莎剧中屡见不鲜的女扮男装的情节模式在影片得以再现。同时，影片可谓16世纪末伦敦社会风貌的缩影：艺术家面临着创作世俗化倾向和纯粹的商业目的带来的消极影响；剧院老板成了剧作创作的幕后经纪人，且彼此之间对立竞争；妇女在社会中处于隶属地位，不能参与戏剧演出，没有婚姻自由。伊丽莎白女王、剧作家马洛、蒂尔尼爵士等历史人物也成了影片挪用的叙事元素，但这些历史元素都已被虚化、随意化，完全不拘泥于历史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诺曼?霍兰德曾指出，《莎翁情史》带有明显的历史性与虚构性相结合的后现代主义特质。在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历史是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海登?怀特也指出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本阐释，具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有的虚构性。《莎翁情史》这种实虚相间的手法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观众在已确立的历史事实与想象之间缝隙中，获得了对历史内涵全新的阐释。

在伊丽莎白时代，喜剧被视为纯娱乐性的，人们甚至不在乎剧情好坏，关键的是剧情须按照既定的套路设计。影片中，玫瑰剧场老板亨斯洛负债累累，期待莎写出一部喜剧，以解燃眉之急。他认为“人物颠倒，船只失事，有一个海盗王，还有一段狗的把戏，最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准能招徕观众。［1］这无怪乎在怀特霍尔宫，小丑与狗撕咬的搞怪表演竟乐得女王大声叫好，而凡伦丁的独白却让女王昏昏欲睡。观众看到这一幕时往往忍俊不禁，而当时人们对于戏剧的客观偏见也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影片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表明：历史可以通过精心制作的文本展示出来，可以根据需求重新建构。

其次，影片在情节和爱情模式上与莎的多个剧本构成相互指涉、解构的互文关系，淡化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实现了文史的内在统一。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交叠纠缠，“文学与非文学‘文本’之间没有界限，彼此不间断地流通往来”［2］。历史与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叙事方式和虚构成分同文学形式相像，两者是相互指涉、相互印证的“互文性”的关系。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莎与薇奥拉的爱情故事重新演绎了莎的不朽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从后者这部虚构的文本中提炼出来的；相对于客观存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莎翁情史》中传记式的爱情其实是虚构的。凭借这一典型的后现代式悖论，影片无疑模糊了真实与虚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颠覆了艺术创作源于真实生活这一传统观念。

在影片中，镜头不断地在莎与薇奥拉幽会的场景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排练舞台之间切换，影片台词与排练台词完美融合，莎与薇奥拉的情感纠葛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发展交织一起，两个剧本平行互动的故事情节之间形成了一种现实互文，突破了显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界限。此外，为了迎合剧情的需要，莎剧《第十二夜》中女主角薇奥拉的名字和女扮男装的情节在影片中得以借用。影片将《第十二夜》中的人物关系作了调整，巧妙地把奥西诺公爵转换成莎本人，使剧本创作人与剧中人物融为一体。在这样一种亦真亦假、亦虚亦实的游戏中，莎与薇奥拉的爱情故事被高度“莎化”了。格林布拉特认为，每部戏剧通过其表述手段将社会能量的负荷带上舞台，舞台反过来修正这种能量并将它返回到观众。［3］一方面，这种社会能量在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往返流通，实现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之间的“协商”和“交换”；另一方面，在“流入”与“流出”文学作品的“流通”过程中，这种社会能量完成了增殖的重要环节，并以文学艺术作为载体和流通场所，对观众产生影响，进而对社会现实发生作用。在影片中，莎的众多剧本印证并放大这一点。这些剧本已成了象征莎翁永恒艺术成就的雕塑，在供人瞻仰的同时，微妙地影响着公众的爱情观。《莎翁情史》就是莎剧“流通”的产物。相似的例证还有许多，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好莱坞电影、电视秀、网络文学等文艺作品在更广阔的领域正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