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了解中国音乐史吗？

在古代，中国民族音乐的蒙昧主义比华夏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还要早两千多年。根据距今67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可能已经会烧陶罐，会挖骨哨了。这些原始乐器无疑告诉人们，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音乐的审美能力。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古代音乐文化具有歌、舞、乐相结合的特点。葛氏族所谓“三人操牛尾，歌八招投其足”就是最好的解释。当时人们所传唱的“尊自然”、“争粮”、“总兽之极”等内容，反映了先民对农业、畜牧业和天地自然规律的认识。这些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原始乐舞，也与原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比如黄帝的氏族曾经以云为图腾，他的乐舞就叫云门。关于原始的曲式，我们可以看到吕氏《春秋》中涂山石的女儿所写的《等人曲》。这首歌的歌词只有“等人”，只有“等人”这个词才有真正的意义。这是音乐的萌芽，是孕育的语言。夏商时期是奴隶制社会时期。根据古典文献的记载，此时的乐舞已经逐渐脱离了原始氏族乐舞的共同特征，更多地被奴隶主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逐渐脱离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变成了对征服自然者的颂歌。如于霞治水惠民，于是出现了歌颂于霞的乐舞《大夏》。夏杰没有办法，商汤伐之，于是有了赞扬商汤伐桀的乐舞《大咪》。商朝巫术盛行，于是出现了专门祭祀的巫师。他们由奴隶主抚养，祭祀时跳舞唱歌，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用乐舞祭祀皇帝和祖先，同时也用乐舞放纵自己。他们死后，要被乐师殉道。这种残酷的殉道制度一方面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客观上反映了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得以迅速发展。据史书记载，夏朝时，用鳄鱼盖鼓。在商代，已经出现了木腔蟒鼓、双鸟饕餮铜鼓和制作精良的桦木犁石锅。受青铜时代的影响，商代就出现了编钟和钹，且多为三件一组。各种打击乐器的出现，体现了乐器史上打击乐器发展的特点。始于公元前五千多年的体鸣乐器陶魁，从当时的单音孔、双音孔发展到五音孔，能发出十二个半音。根据陶勋的发音，中国民族音乐思维的基本五声音阶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而七声音阶至少出现在商殷时期。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封建社会因素日益增多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朝廷首先建立了完整的礼乐体系。在宴会和娱乐中不同职位的官员被要求有不同的职位和舞蹈队。总结历代史诗乐舞，可以看到所谓“乐舞六代”，即黄帝云门、尧仙池、舜邵、禹大夏、商大禹、周大武。周代也有采风察民情的制度。依托于此，大量的民歌得以保存，并在春秋时期被孔子删除后，形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多年间入乐诗305首。《诗经》最精彩的部分是“风”。它们是十五大的歌，流传在河南省周围，包括附近几个省。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雅”“雅”几种体裁，以及史诗般的祭祀歌曲《颂》。根据传世人物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音乐结构。作为歌曲结尾的高潮，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混沌”。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诗经》成书前后，以《楚辞》为蓝本编选了九首《楚辞》，具有浓郁的楚文化特色。至此，两部音乐风格迥异的作品南北相得益彰。周代民间音乐生活涉及社会生活的十多个方面，非常活跃。钟子期知己的故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这体现了演奏技术、作曲技术和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在古琴的演奏中，秦人还总结出“发自内心的东西，只能用乐器来回答”的心理感受。著名歌手秦青被记录能“音树止飞云”。民谣歌手韩娥在歌后唱道，“三天停不下来。”。这些都是声乐技术的高度成就。周朝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也可以从1978年湖北省睢县出土的古乐器上看出端倪。这座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媲美的地下音乐宝库，提供了当时宫廷仪式和音乐体系的范本。这里出土了8种124件乐器，按照周代的“八音”乐器分类(金、石、丝、竹、玉、土、皮、木)，几乎各种乐器都有。其中最重要的六十四种编钟乐器分上、中、下三层排列，总重量五千多公斤，总音域五个八度。由于这套编钟具有商周编钟一钟响两次的特点，所以局部音区的十二个半音是完整的，可以在宫中旋转，从而证实了先秦文献中旋转宫记录的可靠性。曾侯乙墓的编钟、盘器上也有铭文，是关于诸侯国间的乐法理论，反映了周代乐法的高度成就。到了周代，建立了十二法理论。五音(公、上、交、正、于)的名称也已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度或七度音阶是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的变化称为弓玄，这样就可以达到调音的效果。《管子·元帝》中记载的“三分盈亏法”在法学上有突出的成就。即在宫音弦长的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得到宫音以下的纯四度签；从符号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失一)得到符号以上的纯五商；五声音阶中每个音的弦长可以通过进一步计算得到。按此法计算出全八度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构成“三分盈亏律体系”。这种节奏是由自然的五度音程形成的，每次产生的音调都略高于十二平均节奏的五度，以至于产生十二次后都得不到原节奏的高八度，造成所谓的“黄钟不可还原”，给宫殿的旋转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节音乐旋律美的法制一直延续至今。秦汉时期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采集民歌的制度，对民间音乐进行采集、整理和变更，并在演出结束时，大量乐师在宴饮、郊祀、庆典上演奏。这些用来唱歌的歌词，叫做乐府诗。乐府，后来引申指各种有音乐或无音乐的歌词，甚至有些戏曲、七月都叫乐府。汉代歌曲的主要形式是宋相鹤。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剧，逐渐发展成为丝竹乐器伴奏的“和合大曲”，具有“华丽-潮流-混沌”的音乐结构，对隋唐歌舞大曲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鼓乐兴起于西北边疆。它由不同的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如横吹、骑吹、黄门布道等。它们在马背上或行进中演奏，用于军乐礼仪、宫廷宴会和民间娱乐。今天存在的民间打击乐，应该有汉代提倡的遗风。汉代还出现了“百戏”，将歌舞、杂技、角力(相扑)融为一体。汉代法学的成就是方静用三分盈亏法将八度分为六十律。虽然这个理论在音乐实践中毫无意义，但却体现了法律思维的精妙。理论上达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宋相鹤发展而来的乐，受到北方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立了商部。金代之交的战争使尚青音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戏曲融合。北魏时，这种南北融合的尚青音乐又回到了北方，成为流传全国的一种重要音乐。自汉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方国家的歌曲不断传入内地。北梁时，吕光将在隋唐燕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龟兹(今新疆库车)音乐带到了内地。这说明当时各族人民在音乐上的交流是非常普遍的。此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乐器古琴已趋于成熟，主要表现在:汉代已有古琴专著《曹勤》解释琴乐的称谓。三国时期著名钢琴家嵇康在《曹勤》一书中记载:“徽为中山玉”。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知道了古琴徽上泛音的出现。当时，一大批文人音乐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并出现了广陵散(刺秦王)、曹、酒鬼等一批著名曲目。南北朝末期，还有一种流行的歌舞剧，有故事线、角色和化妆表演，有唱有跳，还有伴奏和管弦乐伴奏。这已经是一部小雏形的歌剧了。这一时期法学上的重要成就包括谢逊发现了金代管乐器的“孔正数”。南宋何承天用等差叠加法创造了一个非常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法。他的努力初步解决了三分盈亏定律黄忠无法还原的问题。隋唐时期，政权统一。特别是在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统治者奉行开放政策，敢于吸收其他城市的文化。此外，魏晋以来孕育的各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最终萌发了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全面发展的高峰。唐代宫廷所欣赏的音乐称为“乐言”。隋唐时期的七步曲和九部曲都属于燕乐。它们是各民族和一些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尚青音乐(汉族)、西凉音乐(今甘肃)、高昌音乐(今吐鲁番)、龟兹音乐(今库车)、郭康音乐(今俄罗斯萨马汉)、安国音乐(今俄罗斯布哈拉)、田甜音乐(今印度)、高丽音乐(今朝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龟兹乐和西凉乐。燕乐也可分为作壁和贝利。根据白居易的诗《贝利》，左臂的表演水平高于贝利。唐代流行的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的一朵奇葩。它继承了香河大曲的传统，在九首乐曲中融合了各民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遍舞的结构形式。《焦芳录》记载的唐大曲有46首，其中《衣衣舞》以著名帝王音乐家唐玄宗作曲而闻名，并具有典雅的法式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著名诗人白居易写了一首生动的诗《衣羽舞歌》描述了这首大曲的表演过程。唐代音乐文化的繁荣还表现在一系列的音乐教育机构上，如教学作坊、梨园、大乐部、宣道部和专门教授幼儿的梨园等。这些机构通过严格的演奏考核，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唐诗，文学史上的一绝，在当时是可以欢歌笑语的。那时候，艺妓们常常能很快唱出著名的诗歌；诗人入行后也以诗歌的受欢迎程度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琵琶是唐代乐队的主要乐器之一。它的形状和今天的琵琶几乎一样。现在的福建南曲和日本琵琶，在形制和演奏方法上还保留着唐琵琶的一些特点。受龟兹乐论的影响，唐代出现了燕乐的八十四调、二十八调乐论。到了唐代，曹柔还创立了减法记谱法的古琴记谱法，一直沿用到现代。宋金元时期，宋金元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繁荣为标志，比隋唐时期更加深入。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文化生活的游乐园“瓦舍”和“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唱、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你还可以看到说唱音乐类型，如悬崖词，陶珍，鼓词，朱功调，以及杂剧和本元的表演。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缠结和缠结两种音乐结构对后来的歌剧和器乐的音乐结构都有一定的影响。而鼓词则影响了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朱功调是这一时期成熟的大型说唱流派。其中，唱功占了很重的分量。宋代曲子音乐继承了隋唐曲子词发展的遗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长短句的歌唱文学体裁，可分为引、缓、近、拍、序等形式。在歌词的手法上出现了“流传”、“减词”、“偷声”。南宋时期，姜夔是著名的作词家、音乐家，他不仅会作词，还会根据歌词谱曲。他有17首自导自演的歌曲和一首钢琴曲《古恨》，有着代代相传的底层。这些作品大多表达了作者对祖国人民的关怀，描绘了一种恬静悲凉的意境，如慢扬州、宛西的梅岭、杏花的应等等。宋代古琴音乐以郭楚望的名作《潇湘云水》开创了古琴流派。作品表现了作者热爱祖国山河的兴趣。在弓弦乐器的漫长发展中，宋代就出现了“马尾辫胡琴”的记载。在元代，民族乐器三弦的出现值得关注。在乐论方面，宋代就有《颜》音阶的记载。同时，张炎的《词源学》和沈括的《孟茜碧潭》中也出现了早期的《宫池谱》。现代盛行的一种I音阶谱直接来源于这个时间。宋代也是中国传统戏曲趋于成熟的时代。其标志是南宋时期南戏的出现。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音乐丰富自然。起初，一些民间曲调可以不受宫调的限制而演唱。后来，当它发展成为曲牌式的戏曲音乐时，许多具有不同曲牌的乐句被组织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曲牌“集合”形式。南戏的唱法有很多种，有独唱、对唱、合唱。传世三剧本，张协状元，见于《永乐大曲》，戏曲艺术在元代达到顶峰，以元杂剧为代表。元杂剧最初兴盛于北方，逐渐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交融。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还有号称天下六杰的王实甫、乔继孚。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元》、《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元杂剧有严格的结构，即每部作品由四折(幕)和一楔(序或切)组成。九折仅限使用同一宫调，一韵始终一字(晚或旦)。这些规则有时会突破，比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五本打八折。元杂剧对南戏的影响使南戏(元明传奇)进一步走向成熟。出现了一系列典型剧目，如《拜月宫廷》、《琵琶记》等。这些戏剧代代相传，至今仍在上演。当时南北曲风格已初步确立，以七音为主的北曲厚重。以五声音阶为主的南曲，柔美婉约。随着元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出现了最早的总结戏曲唱腔理论的专著，即燕南志安的《论唱腔》，而周德清的《中原之韵》则是最早的北方音乐韵书。他把北语分为十九韵，把声调分为平仄、上声、升调、降调四种。这对音韵学的研究和戏曲说唱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明清时期，由于明清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市民阶层日益壮大，音乐文化的发展更加世俗化。明代民间小曲内容丰富，虽良莠不齐，但影响之广，已达到“不问男女”、“人人都是Xi之”的程度。于是，民间采编、出版、刻印小曲蔚然成风，从民间小曲到歌本、戏曲、钢琴曲，民间出版物纷纷问世。如冯梦龙编著的《民歌》和朱权编著的最早的钢琴曲《魔秘曲》。明清时期说唱音乐丰富多彩。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品牌音乐、琴书、道教的说唱歌曲较为重要。苏州弹词对南方美丽弹词的影响最大。清代苏州出现了以陈玉干为代表的苍凉苍劲的老调。以马如飞为代表的粗犷爽朗的马调；余秀山是美丽温柔的余调的代表。后来，许多新的学校诞生了。冀中的山东鼓、木鼓、西河鼓、京云鼓是北方比较重要的鼓字。排子乐的说唱有弹弦、河南大曲等。秦书说唱包括山东秦书、四川扬琴等。道情说唱有浙江道情、陕西道情、湖北渔鼓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说唱歌曲，比如蒙古族的评书，白族的大本钟。明清时期，各族人民的歌舞音乐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汉族的秧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月跳、苗族的芦笙舞等等。以声腔传播为特征的明清戏曲音乐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明初有海盐、余姚、益阳、昆山四大声腔。昆山腔是由江苏太仓的魏良辅等人改造而成的，以其细腻流畅的曲调和字首、字腹、字尾精致的发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南北歌合流后，昆山腔形成了昆曲，曾是顶级剧种。最早的昆曲剧目是明代梁晨宇的《浣纱记》，其他重要剧目是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和清代洪圣的《仙宫》。益阳戏以其灵活多变的特点，对地方方言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地方剧种的数量与日俱增，如各种高腔剧种。明末清初，以陕西秦腔为代表的北方梆子迅速发展，影响了陕西周浦梆子、陕西通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铿锵大方的梆子腔在北方省份经久不衰。清末，由西皮和黄儿两个基本声腔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影响全国的京剧。明清时期，器乐的发展表现在民间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器乐合奏。如北京的芝华寺管乐、河北吹歌、江南丝竹、樊氏锣鼓等等。明代的平沙雁、清代的流水等秦歌，以及《阳关三层》、《虎跳十八拍》等一批内容丰富的秦歌广为流传。元末明初以来，出现了《海清那天鹅》、《十面埋伏》等名曲，最早的由华编曲的琵琶曲出现在清代。明末著名音乐学家朱载堉计算十二平均音中相邻两个半音之间的长度之比，精确到25位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学术成果。在近代，这一时期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音乐首先以革命民歌的发展为热潮，如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起义，抗议沙俄入侵的强制搬迁歌，以及谴责五四时期军阀背叛祖国、镇压人民的《坚持与苦难人民》等都市曲调。在红色根据地、边区、解放区，革命歌曲有更多的优秀传统，如《和天籁》、《刺绣》等。京剧在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中的形成影响了全国，出现了、以及后来的梅兰芳、程、和周。各种地方戏，评剧，越剧，楚剧等。也得到迅速发展，而民族器乐的特点是出现了各种民间器乐俱乐部，如“田芸学会”和“大同音乐协会”。这反映出民族器乐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民俗活动基础。这一民间音乐活动的特点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花(盲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各种钢琴谱、琵琶谱的编纂出版也有所增加。虽然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影响中国的应该是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当时，梁启超、沈心工、李淑萍等维新派知识分子主张向欧美和富国强兵学习。学校音乐歌曲作为学生的音乐教材，重点宣传爱国反帝，拥护共和主义，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如《中国男人》、《体操-军事演习》等。这些音乐歌曲不仅在学校传播，而且在各行各业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些歌曲大多借用外国曲调填词，有的根据自己的曲调填词，有的创作曲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开始传播西方音乐，改良中国音乐，成立了一些音乐学会，如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中国美育学会、中国音乐改良学会等。专业音乐教育最初就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萧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学院，开始了正式的专业音乐教育。小尤美厌恶血腥，一生致力于中国早期的专业音乐教育。五四时期，著名的语言学家和作曲家赵元任是中国早期专业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注重民族语言音调和歌曲音调的结合，善于吸收传统音乐的营养，写出了《卖布谣》、《教我如何不去想他》等作品。另一方面，民族音乐人刘天华通过学习西洋音乐探索改良中国音乐的途径，创办了“中国音乐改良学会”，创作了《光明行》、《空山鸟》、《病中歌唱》等二胡独奏作品，并将二胡纳入专业音乐教育课程。黎锦晖创作了大量的儿童音乐剧，如《小画家》、《麻雀与儿童》、音乐剧《可怜的秋香》等，也是中国新歌剧创作的早期探索。作为中国第一代音乐学家，王光祈为中国音乐史和比较音乐学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黄自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和作曲家，他为巩固和提高专业音乐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培养了刘雪庵、江定仙、贺绿汀等一批专业音乐人，他创作的《玫瑰三愿》、《南乡子》等艺术歌曲至今仍回荡在音乐会舞台上。他还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一时期专业音乐的发展以歌曲为主要体裁，器乐相对较弱。但在器乐民族化方面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如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羊人的短笛》、的钢琴曲《花鼓》、马思聪的小提琴曲《内蒙组曲》、凯尔的管弦乐曲《陕北组曲》、华的民族器乐《春江花月夜》和的《二泉映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