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格朗的生平

1892年4月4日，伊迪特·伊蕾内·索德格朗生于俄国圣彼得堡。她的父母分别名叫麦茨·索德格朗（Matts Södergran）和海伦娜·索德格朗（Helena Södergran，娘家姓为赫尔莫鲁斯，瑞典语: Holmroos）。他们都生于芬兰，属于以瑞典语为母语的少数族裔，后来搬到了俄罗斯居住。伊迪特·索德格朗是家中的独生女。她母亲在以前曾与一名俄罗斯军人交往并怀了孕，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但这个男婴仅仅存活了两天就夭折了。她的父亲结过一次婚，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都死去了。在悲伤中两人认识并结了婚，但是两人后来都认为，根据他们以往的人生经历和当时的经济状况，他们的结婚是不明智的。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母亲来自一个很尊重女性的地位的富裕家庭，她和她的女儿关系很好，但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很稳定。目前还没有资料能让我们查证出伊迪特·索德格朗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伊迪特·索德格朗在文化认同上存在着矛盾心理：她虽然在家里使用瑞典语，但她不是瑞典人；她也不认为自己是芬兰人，因为芬兰早在1809年就成了俄国的领土；她虽然住在俄罗斯，而且后来也学会了俄语，但她同样不认为自己是俄罗斯人。瑞典语仅仅是索德格朗一家在家里才使用的语言，因而她对瑞典语文学的了解一度是很有限的。所以她最初写诗时干脆采用了外语——德语。

伊迪特·索德格朗几个月大的时候，全家来到了芬兰西南部的雷沃拉（芬兰语、瑞典语：Raivola，现在俄罗斯的罗西诺，俄语：Рощино，这座城市离圣彼得堡不远），在那里，他们住在她有钱的外祖父（加布里埃尔·赫尔莫鲁斯，瑞典语：Gabriel Holmroos）为他们买的一幢乡间别墅里。从此，他们一家春夏秋三季住在圣彼得堡，冬天则呆在雷沃拉。不久，她的父亲接手了一家伐木场。三年后，他的事业几近破产。几个月后，他的岳父去世，索德格朗一家的母亲用获得的遗产还清了所有债务，经济状况也获得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剩下的钱很快就被父亲很不成功的经营给花掉了。后来，伊迪特的母亲请求她的母亲用她所得的遗产来帮助索德格朗一家，这样，索德格朗一家又一次还清了债务，而且经济重新富裕起来（不过他们欠债时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影响）。

1910年的佩特里舒勒女子学校她在圣彼得堡的佩特里舒勒（Петришуле）女子学校上学。佩特里舒勒女子学校在当时颇负盛名，为她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在那里，德文是必修课）。这所学校就在冬宫对面不远处，发生政治变动时她实在是太容易感受到了。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日她就曾亲身经历过。她在学生时代学会了德语、法语、俄语。在她十四岁那年，她开始了在诗歌上的最初的尝试，她那时使用德语写作。

1904年，她父亲怀疑自己感染了肺结核。1906年5月，他在芬兰新地区（芬兰语：Uusimaa，瑞典语：Nyland）被确诊。过了一段时间，重病之中的他从努美拉（Nummela）疗养院回到家中，于1907年10月病死在那里。同年死的还有他的母亲，也就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祖母，她被认为是死于她儿子传染给她的肺结核。伊迪特·索德格朗最终也是死于这种病的，而且也很可能是她父亲传染的。

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母亲为家里做了很多，比她丈夫更像家里的顶梁柱。她丈夫死后，家里的一切都要她来料理。她对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颇深，可以说是启蒙者。不过她第一次真正接触女权主义是在瑞士疗养期间。

伊迪特·索德格朗是一个摄影爱好者，为她的母亲拍摄了许多照片，但只为他父亲拍摄了很少的几张。她的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很爱笑，可是虽然她看起来很坚强，但她实际上经常焦躁、惊恐、缺少休息。她与女儿关系很好，而且很支持女儿成为诗人的梦想。女儿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和父亲一起的时间多得多。当女儿上学时，母女二人回搬到圣彼得堡市中心去，但父亲不怎么去那儿，只是偶尔住住。

伊迪特·索德格朗朋友不少，但她母亲还是怕她会感到孤单。有些传记作家，例如贡纳尔·提得斯特罗姆（Gunnar Tideström），认为她的母亲专门为此收养了一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孩，名字叫辛加（Singa），而且她上学时住在索德格朗家，放假时住在生父生母家。一次，辛加想尽快回到生父生母家，抄近道走在铁轨边上，结果被火车撞死。后来，她的养母找到了她的残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辛加是死于肺结核，而且是死在了她养父的母亲之后，她的肺结核很可能也是被她养父传染的。不过也有第三说法，认为索德格朗一家根本就没有收养过任何小孩。 佩特里舒勒（Петришуле）女子学校学校德文全名为Die deutsche Hauptschule zu St. Petri，是一所德国学校，所以才会把德文作为必修课之一。她在那儿一直呆到1909年。当时俄国政局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严重对她的世界观产生了影响，比如在她自己学生时代时的诗集Vaxdukshäftet中就有关于政治问题的诗。在佩特里舒勒女子学校里，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学生，包括德国的、俄罗斯的、芬兰的、挪威的、瑞典的。她在学校的语言课里主要学习德语、法语、英语、俄语，没有学习瑞典语。德语是她在学校和在朋友之间说得最多的语言。

伊迪特·索德格朗是个尖子生。她的一个同学形容她是班上最具天赋的学生。后来她越来越对法语感兴趣，这主要归功于她的法语老师，亨利·科蒂埃（Henri Cottier）。她在诗集Vaxdukshäftet中有着很多对他表示敬爱的诗歌。

1908年，她突然放弃用德语写诗，改用瑞典语写诗。瑞典语、芬兰这两样东西她并不够熟。显然，她改用另一种语言来进行创作是事出有因的。有两种说法——可能是因为雨果·贝格罗斯（Hugo Bergroth，1866-1937），这个人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亲戚，也是一个专门搜寻来自芬兰的瑞典语少数族裔作家的资料的人。她几年以前在瑞典自由人民党在赫尔辛基的刊物上发表过一首名叫《希望》（Hoppet）的诗歌，并开始主动联系来自芬兰的瑞典语少数族裔作家，尤其是诗人。伊迪特·索德格朗就是受她启发，改用瑞典语的。但也有另一种说法，说伊迪特·索德格朗这样做是为了纪念她前一年病逝的父亲麦茨·索德格朗，因为比起其他语言，他更经常地讲瑞典语。 1908年11月的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从学校回家，说她感觉不舒服，认为可能是没休息好。家里找来了医生，医生说她的肺出了问题。她母亲让她明白了“出了问题”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可能得了肺结核。果然，1909年1月1日，她被确诊了，大约一个月后进入了一家疗养院，而这家疗养院就是她父亲回家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医院——努美拉（Nummela）疗养院。在二十世纪初期，感染肺结核后十年内的病死率高达70%~80%，所以伊迪特·索德格朗死于这种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伊迪特·索德格朗不喜欢努美拉疗养院，而且那儿常常让她想起她父亲，让她很不舒服。她在那儿体重下降，心情低沉，在疗养院里被形容为“奇怪的病人”，甚至曾被医生怀疑是误诊了。她感觉努美拉疗养院更像是一座监狱，在那儿过得一点都不开心。她在那儿一直梦想着到其他地方去去，她把这些想法跟其他人说，这使她在病人中更加与众不同。1910年，她的病情变糟，于是她的家人准备把她送到国外去疗养。最后选择了瑞士，因为瑞士是当时欧洲的肺病疗养胜地。

1911年10月，她和她母亲来到了瑞士阿罗萨（Arosa），三名完全不同的医生先后给了三分完全不同的治疗建议，但她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几个月后，她被送到了达沃斯-多尔夫（Davos-Dorf）疗养院的路德维希·冯·穆拉特医生（Dr Ludwig von Muralt）处。这个医生是个有妇之夫，但伊迪特·索德格朗对他一见钟情，身体也好了不少。冯·穆拉特医生建议她做针对他左侧气胸的手术——将肺切开，并向里面充入氮气，肺结核不会痊愈，但会“缓解”。1912年5月后，她的结核杆菌数目不再增加。但正如医生所说的，没有痊愈。为此，她必须注意饮食，而且每天都得休息好几个小时。

在瑞士的生活是她国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瑞士，她开了眼界，而且遇见了许多欧洲的知名人士。她感觉在瑞士生活比在俄国有趣。冯·穆拉特医生是她的恋人。1917年，冯·穆拉特医生去世，他与她的爱情（婚外恋）也终结了。她写下了总结她在瑞士时的悲伤记忆的两首诗：《森林中的树木》（Trädet i skogen）和Fragment av en stämning。正如前文所说，她的女权主义思想也是在瑞士初步形成的：有一次，她被问到了一系列有关女权主义的问题，深受启发，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 正如前文所说，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诗歌创作始于1906年，起先用的是德语，1908年改成了瑞典语。

她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916年秋。这本诗集的名字叫《诗》（Dikter）。这部诗集里收录了63首诗歌，主要是受民间谣曲启发而成的短诗，但同时具有法国的象征主义色彩，语感新颖，题材宽广：主要是自然、内心独白和幻想。但是几乎没人关注这部诗集。一些评论家对这部诗集抛弃格律和韵脚大为贬斥，有一个评论家甚至问她的出版者是否有意嘲笑讲瑞典语的芬兰人。这部诗集里有几首诗显而易见地表露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比如《冷却的白昼》（Dagen svalnar...）和《现代处女》（Vierge moderne）。这种宣扬女权主义的诗歌在当时的瑞典语诗歌中是她最早创作出来的。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最初的俄罗斯帝国变成了后来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和国，她家大量持有的乌克兰的证券由于俄国内战而变成了废纸（她家在她父亲死后主要靠投资证券来赚钱）。由于她家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在1914年改成了这个名字）只能靠领取救济度日，而且布尔什维克政权实行恐怖政策，她听说她的几个同学逃离了彼得格勒，于是她们一家就回到了雷沃拉。12月6日，芬兰宣布独立，不久就成立了芬兰王国。1918年1月，芬兰内战爆发，战火蔓延到了雷沃拉，满载着军人和难民的火车经常穿过雷沃拉（雷沃拉在一条连接彼得格勒的铁路线上），饥饿随之来临。她就曾在自家厨房的窗边听到枪声。到了5月，内战结束，成立了芬兰***和国,生活终于恢复平静。她在内战期间读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著作，并且受到了他在哲学和美学上的影响，所以不难发现，她在一首名为《黑暗中》的诗歌中几乎是故意地提到了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他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主人公）。难怪人们认为她受到了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因为尼采就是表现主义的宗师之一。

1917年，新出版的诗集《九月的竖琴》（Septemberlyran）也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家的什么关注。她给Dagens出版社旗下的总部设在赫尔辛基的报社写信，希望在这份报纸发表文章，来解释读者在《九月的竖琴》中可能看不懂的具有象征性的词句。她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她获得了另一个机会来发表有关她的现代主义瑞典语诗歌的理论的文章。1917年12月31日晚，也就是新年前夜，她的文章得以发表。这篇文章在作者死后受到了毕尔格·肖贝格（Birger Sjöberg）、彼得·魏斯、埃里克·林德格伦的重视，认为这是阐述她的诗歌理论的文章，但是当时那篇文章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关注，理解其中思想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再来看看她的生活情况吧：除了亲戚，几乎没人关心她的生活，而此时她受到了营养不良和肺结核的困扰，如果内战中布尔什维克势力攻占了雷沃拉，她就有可能会被处决或是被迫流亡海外（她是“大资本家”）。

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索德格朗一家在俄国内战之前买的证券完全作废了，所以她家很快就从富裕阶层变成了贫困阶层，家道就此中落。她家卖掉了别墅，搬到了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住了下来（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接下来，她的贫困持续了一生。

尽管她的诗歌和其他文章并未受到绝大数读者和评论家的重视，她还是找到了一位发现了自己文学价值的人——芬兰女作家、女评论家黑格·奥尔森。黑格·奥尔森后来成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终生好友。

20世纪20年代的黑格·奥尔森黑格·奥尔森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对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才华表示惊叹。而伊迪特·索德格朗却不得不拒绝黑格·奥尔森在赫尔辛基会见她的邀请，因为“失眠，结核病，身无分文，我们靠卖家具以及亲戚的善意来生活。”但是，她异常兴奋（她不得不天天穿着老式衣服；由于缺乏纸张，她甚至卖掉自己的内衣或香水瓶来买稿纸）。不久，黑格·奥尔森专程来到伊迪特·索德格朗的住所，而且深入地了解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的生存状况。在她离开伊迪特·索德格朗，回到赫尔辛基后，两位女友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前的几周还保持着书信来往，只是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前，黑格·奥尔森去法国进行了一次旅游，所以没能第一时间得到她的女友病危和病逝的消息。伊迪特·索德格朗为黑格·奥尔森专程去探望她而写了一首无题诗，在诗中称后者为“我的姐妹”。黑格·奥尔森曾记述说，伊迪特·索德格朗曾在这次会面中说过一句：“让咱们走出去，获得自由吧！”黑格·奥尔森认为那仅仅意味着围绕乡间房屋散步，或走向古老的东正教教堂，或穿过古木参天的花园，也许离开那些景物，伊迪特·索德格朗认为她们会感到某种自由。

黑格·奥尔森被认为是20世纪芬兰最杰出的评论家之一，而在伊迪特·索德格朗还在世的时候，她则被认为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的代言人，她撰文介绍伊迪特·索德格朗，即使是后者死后依然如此。如果没有她这个跟伊迪特·索德格朗接触了很久的评论家不遗余力的介绍与肯定，伊迪特·索德格朗的文学地位很可能不能有现在这么高。黑格·奥尔森认为自己对伊迪特·索德格朗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她们的来往书信在伊迪特·索德格朗死后很久才被黑格·奥尔森公布，但她自己的来往书信已经丢失，于是公布的是伊迪特·索德格朗留存的来往书信。黑格·奥尔森后来回忆过伊迪特·索德格朗又风趣又紧张的气质。

1919年6月，伊迪特·索德格朗出版了她第三本诗集，《玫瑰祭坛》（Rosenaltaret），里面的诗歌想象丰富，也有着对现实的描绘。诗歌Fantastique和《姐妹》（Systern）被贡纳尔·提得斯特罗姆认为是很显然地受了黑格·奥尔森的影响，正如黑格·奥尔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年12月，她发表了一篇名为Brokiga iakttagelser的文章，这是她的一部格言集。

1920年，又是一部诗集《未来的阴影》（Framtidens skugga，最初定下来的书名是Köttets mysterier，后来出版前她自己改成了现在这样[1]）。这部诗集是经历过芬兰内战的伊迪特·索德格朗的转型之作，也是她最后一本生前出版的诗集。仅存的几个评论她的诗歌的人（不包括黑格·奥尔森）继续保持轻蔑的态度，认为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趣的傻瓜”。这部诗集深受沃尔特·惠特曼的影响，后来影响了吉姆·莫里森等人。这些诗歌更像是预言，其中最著名的诗歌是《爱神的秘密》（Eros hemlighet ）。

在这段时间里，伊迪特·索德格朗接受了无神论，而周围人都是信奉基督教的。但是，她经常以女王和先知的口吻来写诗。这些诗歌无疑受到了尼采的影响，试图体现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权力意志理论和超人说，例如Botgörarne和Först vill jag bestiga Chimborazzo这两首诗歌。当她给她的诗歌里注入了新思想后，她的诗歌同时也显得更加积极、乐观，她在存在中也体验到了更多的尼采式的乐趣，她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希望。

1920年夏天至1922年8月，她中断了瑞典语诗歌的写作。在1922年秋天和冬天，她写下了她最后的一系列诗歌，总题为Ultra，其中包括著名的Tankar om naturen。同时期，埃尔默·迪克托纽斯（Elmer Diktonnius，1896-1961）、黑格·奥尔森和一些其他的年轻作家，合出了一本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书。这是芬兰第一本此类的书，书中对伊迪特·索德格朗大为赞赏。这本书激励了伊迪特·索德格朗继续创作，而且她紧接着发表了几首新近写成的诗（这是她最后发表诗歌）。她不再希望自己能够像以前梦想的那样，去引领诗坛（实际上她生前一直不为读者所知），但也并没有怀疑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所以她最后发表的诗歌中有一些她最喜爱的自己的诗歌。

逝世

1923年6月24日，也就是仲夏节的那一天，伊迪特·索德格朗在雷沃拉病逝，死因是肺结核和营养不良，时年31岁。一位在她临终前不久去看望她的诗友写道：“她那又大又灰的眼睛，如同幽暗水面上的月光。而她在微笑。”她终生未婚，没有后代。她被安葬在当地的一所乡村教堂的墓地里。她的母亲海伦娜·索德格朗一直活到了1939年，她死的时候正值苏联入侵芬兰的冬季战争。根据1940年3月12日芬兰和苏联签署的《莫斯科和平协定》，包括雷沃拉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被割让给苏联，伊迪特·索德格朗的墓地也转到了苏联境内。冬季战争后结束不久，雷沃拉（Raivola）更名为罗西诺（Рощино）。1960年，罗西诺政府为她树立了一座雕像，但她的故居已经只剩下一片石头地。1991年的苏联解体后，她的墓地又转入了俄罗斯境内，但那里她住过的的村庄已经消失。现在她的墓地已经没人能够找得到了。人们已经根据她的故居的照片修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房子，供游客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