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创作一些像朱良那样的交响乐。现在基本都是谄媚的歌。中国音乐界真的没有人吗？
《梁山伯与祝英台》让中国音乐人在创作中越来越注重民族性和民族元素，但真正能做到中西合璧的却少之又少。正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者之一陈刚所说，“融合”不是“凑合”，《梁山伯与祝英台》中中西文化的融合是非常自然的，不是强迫的。现在的很多作品中，中国的旋律和外国的技法是水和油一样相互割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动机是唱越剧，这是纯粹的中国，但既然是交响乐，就要按照交响乐创作的规律来做。当初我们也想过在里面加入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比如民乐中的弹拨音乐，但还是拿掉了，因为和交响乐团不合拍。”
——技术怎么会有灵魂？
《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的那个时代，集体创作很普遍，之后的样板戏也是这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改革开放后，外国新思潮涌入，我国作曲家开始对先锋派作品进行实验和探索，如谭盾的《离骚》、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静的《悬在悬崖上》等。——交响乐创作逐渐从集体回归到个人。
但随着作曲家努力突出创作主体的独立思考，出现了作品过于注重技巧、追求艺术个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很多音乐创作开始脱离大众，脱离生活。作曲家关夏说:“现在的音乐创作，不乏纯粹的技术堆砌。这样的作品怎么会有灵魂和情感？自然很难和听众交流和沟通，而灵魂和情感是创作一部音乐作品最基本的前提。”他认为创作者不接地气，只能让创作之路越走越窄，交响乐越来越成为“小艺术”。艺术纯粹是为了艺术，很难进入人心。“这也是我们今天回看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应该有的反思之一。”
——《忙死，闲死》
目前中国作曲家主要依靠作品的委托。在关夏看来，目前国内的签约是两极分化的——一些知名作曲家的签约邀约积压，却应付不过来；而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曲家，机会并不多。“打个比喻，忙死，闲死，简直就是马太效应。”关夏说，“在国外，业内有规定，一个作曲家不能同时创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托作品。这样的限制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让作曲家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目前国内还没有类似的规定，只能寄希望于作曲家的自律。
另据了解，世界乐团的交流也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比如英国BBC交响乐团在匈牙利演出，先演奏当代最好的英国交响乐作品，然后是匈牙利本土的作品，然后是最适合自己乐团表达和演绎的作品。但是邀请世界级的乐团来中国演出，一般都不遵循这样的规则。很少有外国团体来中国表演当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忘了吧》梁祝，继续前进。
客观地说，近年来中国的严肃音乐作曲家在国际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多作品在世界大赛上获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演出团体也越来越重视中国作品的推广和演出。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和北京交响乐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作品的推广，为许多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在中国频繁、长时间的演出做出了贡献。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仍然难以与《朱良》和《黄河》相提并论。
“时代变了。”关夏说。他认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出现的独特作品。交响乐进入中国不到半个世纪，中国作曲家在创作技法上与世界还有很大差距。《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个奇迹，不可复制，不可超越。如今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中国作品不在少数，但并没有成为“奇迹”。除了作文本身，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社会环境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汤健萍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创作技巧方面并不是绝对优越和无与伦比的。现在中国的交响乐创作水平比《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期提高了很多，创作出比《梁山伯与祝英台》艺术性更高的作品是更好的目标。这正如一位文学评论家所说:不要留恋原来的形式，要有新的寻找和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其实应该“忘记”梁祝，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