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化身为石，是真的吗？

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汤沟乡境内，有一个地方叫拦马墙，拦马墙的古墙址现在依稀可辨，离拦马墙不远的一条河边，有一临水而立的突兀巨岩，后人名曰“葬马石”。

拦马墙和葬马石，是因为流传在这一带的一个美丽的故事而得名。

据说，这道拦马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所修，他曾在此地圈战马。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跨下坐骑乌眼赤兔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是一匹行走如飞的宝马。它伴随主人过关斩将，屡立战功，深得努尔哈赤的欢心。但有一次，努尔哈赤在这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在追杀一名敌军主将时，眼看举手即可取敌人性命，不料在此当儿，乌眼赤兔却不慎失了前蹄。虽然当时没将努尔哈赤摔下马来，但已失去了斩敌主将的机会。对此，努尔哈赤怒极，认为乌眼赤兔已老，便把它与平常的马一起圈进这道拦马墙里。

御马被贬，雄心未已，遥望征尘，志在千里，它仰天悲鸣，仿佛唤主人起用它再赴疆场；它伏地刨土，仿佛悔当初失蹄要立新功。它怀念主人，两眼如血，七日七夜，不吃不喝。第八天，乌眼赤兔一声长啸，跃出拦马墙，飞奔而下，一头撞在河边的那块巨岩上，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巨岩崩裂，分而复合，将御马葬于其内。当地民众无不惊奇，葬马石也因此得名。

奇怪的是，1986年当地有个石匠要取石造房，这块巨岩被他从中间一劈两半儿，奇迹出现了：被他劈开的巨岩的切面上，两面均清清楚楚地显现着完整的马形石纹，大小与真马不相上下，通身呈红色，唯眼睛是黑色，恰与传说中的宝马巧合。马的姿态栩栩如生，前腿半跪，后腿蹬直，似负荆请罪，又似阵前伏卧，待命出击，马头昂起，马尾高翘，威风凛凛。那位石匠看了巨岩中这石纹，想起传说中的宝马，遂不愿再破此石。

现在，被劈开的葬马石，一半在崖边直立，一半在河畔仰卧。很多外地来岫岩的宾客，都纷纷前去观赏这块显现马形的葬马石。

此情此景，有谁能解其中之秘呢？生活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罕的巧合。

1979年，美国《读者文摘》德文版曾举办过一项征文比赛，要求应征参赛的文章必须记述个人的一次真实有趣的亲身经历。比赛结束，在这次应征参赛的7000多篇文章中，慕尼黑飞行员沃尔特·凯尔纳脱颖而出。

在征文中，凯尔纳记述自己不久前驾驶塞斯纳421型飞机飞行时，怎样在撒西岛与西西里岛之间惊险地坠入第勒尼安海，以及自己怎样在一艘橡皮艇上渡过危险的经过。《读者文摘》的编辑人员认真地查核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有关报道，认为凯尔纳的记述完全属实，那架飞机当日的确从1万尺高空坠入第勒尼安海。

颁奖日期定于12月6日。谁知就在这天上午，该杂志德文版总编辑舒瓦兹瓦接到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人声称自己是居住在奥地利的沃尔特·凯尔纳，并指出那篇得奖的征文纯属虚构，至少是把他的经历当作作者自己的经历，企图骗取奖金。在信中，凯尔纳还说，他曾驾驶那辆塞斯纳421型飞机在欧洲和地中海飞行了4年。虽然有一次因引擎发生故障而临时降落在撒西岛的卡利阿里机场，但从未掉进海里。

舒瓦兹瓦看完信，心里打了一串大大的问号。当风尘仆仆赶来领奖的凯尔纳抵达时，舒瓦兹瓦立即把那封信拿给他看。凯尔纳看着信，马上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他从飞行记录中得知，有一个与他同姓的人曾驾过那架飞机，但他未料到居然与他同名。不过，当他看到信中所述的飞机被迫在撒西岛降落时，不禁惊讶得叫出声来。

同一架飞机，同一个地区，同一种引擎毛病，两个驾驶员的姓名也完全相同。难道这仅仅是偶然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二等兵史密斯正举枪向50米外的一个德国狙击兵瞄准，哪知德国兵眼疾手快，首先开了枪，子弹没有射中史密斯，竟射进了史密斯的枪膛里。这一步枪至今还在英国美斯顿博物院收藏。

1664年12月5日，一艘船在米内海峡沉没。船上有81名乘客，一名生还者叫休奇·威廉斯；1785年12月5日，一艘载有25名乘客的船遇难，有一名生还者叫休奇·威廉斯；1860年，同样是12月5日，一艘海船下沉，船上有船员25人，其中一名生还者又是名叫休奇·威廉斯。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市，1982年7月4日有一个名叫拉夫尔·伯特伦·威廉斯四世的婴儿在新汉诺佛纪念医院降生。该婴儿的父亲是1950年7月4日出生的，其祖父是1920年7月4日出生的，而他的曾祖父是1876年7月4日出生的——那天是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纪念日。一位数学家对这种惊人的巧合进行计算，得出结论：同一家庭的四代人在同一日期出生的现象，约117亿人中才有一例。

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奇妙巧合可谓层出不穷。浙江铜山县单集乡孕妇张芳与大许乡孕妇张芳同一天在丈夫的陪同下来到铜山县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并被医生安排同住一产房，为了不发生误会，医生把单集乡的张芳称“大张芳”，大许乡的张芳称“小张芳”。同一天，两孕妇先后顺利生下女婴，当大张芳喊自己的丈夫朱伟来分享喜悦之时，只听得小张芳的丈夫也同时应答，弄得大张芳一脸尴尬。原来小张芳的丈夫也叫朱伟。待明了之后，两对夫妻觉得很有意思，四人续起了家谱。谁知，闲谈中又得知两“朱伟”的爸爸也都叫朱效东。两家三代如此巧合，令人惊讶不已。

在江苏苏北某地，还有一家三代人所娶的女人同名同姓的奇事，这三代“媳妇”来自不同的省份和县份，经历了种种曲折聚到了一起，成了一家人。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巧合现象也引起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用概率论来解释这种罕见的现象。然而，有些巧合神秘莫测，它们的发生殊难预料，用概率论却又无法解释清楚。美国总统林肯与肯尼迪年龄正好相差100岁。

1860年，致力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林肯担任美国总统。100年之后，即1960年，肯尼迪入主白宫。林肯住在白宫时，他11岁的儿子韦利死于呼吸系统疾病；肯尼迪住在白宫时，出生仅39个小时的儿子柏德历夭折，同样死于呼吸疾病。后来，两人都在任内遇刺身亡，都是后脑同一部位中弹。暗杀他们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和李·哈维·奥斯华德一个生于1839午，一个生于1939年，年龄也正好相差100岁。两人行刺都在星期五。后来，两位凶手未经受审都被人杀死，至今仍查不出是谁杀了他们。

更令惊讶的是：肯尼迪总统的秘书叫林肯，他曾苦苦劝肯尼迪不要去达拉斯城，不听劝告的肯尼迪终于死于非命；同样地，林肯总统的秘书叫肯尼迪。他也曾劝阻林肯不要去福特剧院，最终遭到拒绝，两位总统遇害的地点不同，但是，谋杀肯尼迪的凶手却又同在戏院被擒。两位总统遇害时妻子正好都在身旁；两人遇刺时，子弹都是从后面射来的，而且都击中了头部；刺客布思在剧院枪击林肯后逃到一家仓库，而刺客奥斯华德则是从仓库里向肯尼迪开枪后逃到剧院去的。遇害后，接替他们总统位置的副总统都叫约翰逊。林肯的副手安德鲁·约翰逊生于1808年，而肯尼迪的副手林登·约翰逊生于1908年，恰恰又是相差了100年。

如此奇妙的巧合使科学家们对概率论产生了怀疑。于是，一个个新论点应运而生。一生收集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巧合例子的瑞士精神病学者卡尔·荣格，可谓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

1952年，荣格在一篇论文中说：“巧合的发生比概率论所预测的要多得多。许多巧合是某种不可知的超自然力量作用于宇宙体系的结果。”他还创造了一个新词——同步性，以其来称呼这种看似不相关实际有联系的无法预测的巧合现象。

荣格是通过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的：1914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的一家照相馆里，一位德国妇女为自己年幼的儿子拍了一卷胶片，就在照相馆冲洗这卷胶片的过程中，震惊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战争的硝烟烈火吞没了美丽的家园。颠沛流离之中，胶片不知漂泊到地球的哪个角落。

两年之后，在100英里之外的法兰克福，这位德国妇女又买了胶卷给新出世的女儿拍照。照片终于冲洗出来了。令这位妇女惊愕的是：她女儿的形象正好重叠在她儿子的形象上。

自从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首次提出因果关系以来，人们几乎都同意一件事的开始必然由另一件事引起。1739年，在一篇题为《人性论》的文章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则指出了普遍为人接受的因果关系的谬误。休谟认为，每一件事的发生未必都有原因，如果认为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先有原因，无异于认为每个男人都必然有妻子，所以每个男人必定会结婚。休谟指出：一般人相信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习惯思维。事实上，生活中存在着因与果之间毫无关系的事情。

休谟这一违反常理的观点提出后，科学家们在研究、观察种种巧合事件的同时，都禁不住喃喃自问：当作为因的、先发生的事情和作为果的、后发生的事情之间确实没有传统观念上的因果关系而仅仅是巧合时，把这一因与这一果联系起来的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巧合？巧合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发生本身有什么原因？它有规律吗？

早在1935年，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就提出若干不同于概率论的推测。他们认为：两颗比原子还小的粒子一旦相互联系，纵使数千载之后，相距数光年之远，它们也会相互感应。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EPR反论”。

在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数十年的调查研究之后，物理学家戴维·博姆提出：粒子和人一样可以相互影响，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以一种“蕴含法则”的形式互相联系。粒子不可能被真正分割，而是以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一般概念无法解释的方式相互联系着。博姆说：“不同的人由于某种因素相互感应，可能在同一时间看法相同，观点一致。”博姆的这一理论，揭开了人类超感官和知觉功能研究的先河。

当然，从理论到结论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还需要一个巨大飞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揭开巧合现象将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