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高祖刘邦

汉高祖刘邦

《史记》记载：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这句话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江苏沛县人，父母都是乡下的农民，祖祖辈辈都没人作过官。这的确是在宠爱中长大孩子的写照，虽然吊儿郎当，有点像“不肖子”，但却还算善良、有气度。这种环境长大的年轻人自然不喜欢辛苦无聊的庄稼工作，只要有机会马上会偷懒往外跑，因此只能靠两个哥哥养活。刘邦很早就出来在社会上混，终日与同乡的周勃、樊哙等人混在一起，偷鸡摸狗，赌博喝酒，无所事事。从这来看，此时的刘邦确是个名副其实“流氓无赖”，谁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

当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之际，刘邦由一个乡村无赖，奋起草莽，提三尺剑取天下，终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皇帝。

对于刘邦的人品，我们无意去评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历史上，他总是给人一个流氓无赖、阴诈小人的形象。不过单从权谋而言，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刘邦到底是凭借什么才能坐上王位呢？

深入研究你会发现，事实上刘邦所精通的只有一门权术，但就是这门权术，却使得他足以击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足以龙袍加身，君临天下！这门权术就是用人。毫不夸张地说，刘邦称得上是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最懂得用人的权谋家。

他知人善用，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任贤使能，才使他的麾下聚集了一个由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出身和阅历的贤能人物组成的强大人才集团。如：陈平出身贫困，做小官时贪污受贿，且与嫂子关系暧昧，素有“盗嫂受金”之讥。他投奔刘邦后，被任以护军中尉之职，他曾建议用反间计，使项羽不用谋士范增，并以王位去笼络大将韩信，为创建汉王朝霸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曹参是沛县的一位小吏；周勃以编席为业，兼当吹鼓手帮人办喜、丧之事；樊哙是宰狗的屠夫；灌婴是布贩；夏侯婴是马车夫；彭越、黥布是强盗……这些人的成分都很复杂，出身各异，但刘邦却能信而用之，这也说明刘邦用人的标准明晰，能者就用。

经过五年艰苦的楚汉战争，刘邦终于君临天下、高枕无忧了，一个“市井之徒”是怎样一步步赢得战争，战胜项羽，最终登上万人之上、九五之尊的宝座的呢？刘邦“自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他就经常考虑如何吸纳使用天下的有才之人；在“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帝业”夺取政权的实践中，他更深深体会到，人才是成败的关键，同样，他从秦王朝“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而导致政权丧失的教训中，进一步清醒地认识到，要巩固政权同样离不开人才。五年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屡遭挫败。他本人曾十二次受重伤，几次被活捉，但他依靠张良、萧何、韩信等人，屡败屡起，终于以弱胜强，取得最后胜利。可以说，刘邦的成功史就是广纳人才、量才而用的最好佐证。以史为鉴，对现在的领导者也会有很大的启示。

“鸿门宴”本是刘邦的一个险境，但就是这个险境之中仍能体现出刘邦的善用人才。他发现张良是个可用之才后，立刻加以重用，并且十分信任。在自己“金蝉脱壳”后为刘邦垫后，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应有的能力。靠一个人是没办法打天下的，但是依赖于武将、谋士为自己效力就有可能称霸天下了。

《史记?高祖本纪》载，上（刘邦）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韩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如何？”信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此话一语道破天机，同时也说明了刘邦的用人之高明。刘邦在用人方面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连韩信这样带兵多多益善之人也为之所“禽”。的确，在谋略方面，他比不上张良、陈平；在打仗方面，他比不上韩信、彭越；在治理国家上，他又比不上萧何。然而，刘邦能够“将将”，能够最大限度地使用人才，知道把手下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刘邦特有的用人之道。

无论古今，一个系统中最稳定的架构是一个三角形结构。萧何、张良、韩信就是刘邦集团中稳定的三角：他们是平行的级别，只对最高首长刘邦负责。他们是互相依赖的，工作上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也使他们之间彼此制约。他们都是专业型人才，性格也不同，三个人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刘邦——他们谁也领导不了谁，不可能产生新的领袖。作为最高层的领导，要随时掌握全局，不可能让其中的一股势力发展壮大到威胁其他两人的地步，更不要说威胁自己了。刘邦的聪慧和大智就深深蕴藏在他的政治谋略中。能用人，能驾御人，就是刘邦最大的长处，是他能够战胜项羽、平定天下最重要因素。对此，刘邦本人也引以为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刘邦与“汉初三杰”的巧妙搭配可称得上是一个千古经典的政治组合。首先，三人之中张良是比较超脱的。张良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帝王师”——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势力。他是总参谋长的角色，刘邦对他非常信任，对他言听计从，“夫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相比较之下，萧何就要忍辱负重了。萧何本人很能干，是刘邦的左右手。刘邦对他很敬重，但也并非全无防备之心。关键是萧何能较好地处理好与“一把手”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善归于上，恶归于己”。三人之中，韩信的下场最惨，打仗有方，自保无术。但是不得不承认，韩信虽然不是政治家，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而且韩信也是个颇能忍的人，因“胯下之辱”一事而留名千古。

刘邦搭好了“戏台”，让他们三人唱戏。而且，刘邦抓大放小，大家尽情地粉墨登场表演，具体的事情刘邦并不过问，在打天下的时候，基本上也做到了用人不疑这一点，因此刘邦的政治班底很稳定。所以说，政治家必须以自己为核心，画出一个美妙而稳固的圈子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然后，驱使着这个集团军抗衡、“蚕食”各种异己力量，最终取得“大一统”，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子。到那个时候，成功政治家的新任务就是要把大圈子中各个小圈子的平衡制约的问题搞好。

刘邦能够广揽人才、得众心，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宽容以待人，不拘小节，不究前嫌。破秦后，秦王子婴乘坐白马素车，亲自上门来投降，诸将领磨刀霍霍，皆言要诛杀之为快。刘邦却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于是命人放了子婴，妥善安置。进入咸阳后，刘邦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对秦朝臣民官吏一概不咎前责。故“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即使是对待自己的死敌项羽，刘邦也不是采取戮尸挖心的报仇雪恨方法，用《史记》中的话说就是“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

刘邦用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能容忍别人的过失，不拘一格的使用人才，尽管他人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但刘邦绝对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类型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就正如王安石在《兴贤》中所说的：“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刘邦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出色的，他不但乐于听取不同意见，而且能够做到不难于公开认错，收回成命。他刚带兵起义时，有一位叫郦食其的长者求见，刘邦态度甚是傲慢，“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食其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刘邦听后立即认错，“摄衣谢之，延上坐”。攻下咸阳，进入秦宫，刘邦见到“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想留在那里安享清福，樊哙劝阻，他不听，后来张良晓以大义：“夫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惭愧不已，当即还军霸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能之才，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也。避人之短，用人之长，是刘邦用人的要法。用人之长，是建立在对人才的全面了解之上的。他得重病卧床不起，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刘邦说曹参可以。又问曹参以后应是谁，刘邦回答道：“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为太尉。”

大胆起用敌方军队中的失意之人，乃刘邦用人的一大特色。“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不与人功，得地不予人利。”故离叛者颇多。韩信在项羽手下时不能人尽其才，投奔刘邦后，经萧何推荐，被委以重任；陈平在项羽手下为都尉，因事惧诛而投奔刘邦，刘邦拜他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周勃、灌婴曾谗毁过他，刘邦不但没有看不起他，反而拜他为护军中尉，二人也极尽其尽护诸将之职。

晏子是春秋时的政治家，他曾对齐景公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楚汉战争中由弱变强，终而战胜项羽，后建立西汉，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的关系。

纵观之，刘邦用人，通常根据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刘邦用人的时候真能放开手去用你，整人的时候也真能下得了手。刘邦是个流氓，然后却是流氓中的英雄。他表面随和，其实狠毒，表面窝囊，其实坚强。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韩信的态度及使用上清楚地看出来。

首先，势单力薄时，他卑躬屈膝。韩信初到汉营时，还属无名小卒，刘邦看不起他。但他听萧何说韩信是一个大将之才，可以帮助他打天下时，马上放下了汉王的架子，筑了一个高台，举行隆重典礼，毕恭毕敬地拜韩信为大将。并向全军宣布说；“凡我汉军将士，今后俱由大将军节制，如有藐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尽可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那种谦恭卑顺的样子，全军上下都感到惊异。

其次，在形势不利时，慷慨让步。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这时刘邦在成皋战场作战失利，急需把韩信、彭越等部队调来支援正面战场。不料此时已攻占齐地的韩信，正巧派使者来，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以镇抚齐国。刘邦大怒说道：“怪不得几次调他一直按兵不动，原来是想自己称王！”这时正在身旁的张良、陈平赶紧用脚踢了他一下。刘邦恍然大悟，急忙改变口气，对韩信的使者说：“大丈夫平定诸侯，做王就该做真王，为何要做假王呢？”于是派张良为特使，正式封韩信为齐王。韩信受封后，自然乐意带兵参加战争。

再次，在其功成名就后，心狠手辣。刘邦称帝后，大封自己的同姓子弟为王，同时总认为那些在战争年代封的异姓王们，居功自傲，藐视皇帝。就决定拿韩信开刀，除掉异姓王。刘邦在高祖六年（前200年），宣称巡游云梦泽（今洞庭湖一带），约定在陈地会晤诸侯。当韩信奉命来到时，刘邦以有人告他谋反为由，让武士把他拿下。当韩信申辩时，刘邦厉声说：“有人告你谋反，你敢抵赖吗？”把韩信押回洛阳后，因查无实据，便把他官降淮阴侯，软禁在京城，后被吕后诱杀。

刘邦在历史上，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他没有足够的文韬武略，不能身先士卒，垂范天下，也没有龙脉可以相承，他所凭借的，只是一门用人之术。

毫不夸张地说，在用人的谋略方面，刘邦堪称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处境遭遇，来确定自己的用人策略，以不变应万变。他的用人权谋，已单纯从个体的“人”抽象出来，不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谈论用人，而是从谋略体系的角度去用人，如此高明的用人权术，恐怕天下没有几人能与之相敌！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2000多年前的一代政治家刘邦的用人之道，实在耐人寻味，令人深思。正是凭借了如此高超的用人之道，刘邦才一路凯歌，不断扩张疆域，达到汉初政治和社会的鼎盛景象。刘邦的用人策略，既有坦诚恩惠，也有诡诈刁滑，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这些策略的交替使用，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