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学家统觉训练创始人是谁

一位物理学家说：“给一个支点，可以支起地球!”

邹德秀说：“找一个交叉点，可以发展一门新学科!”

学农业的搞哲学研究和教学，这本身就是一种冒险。谁料他居然取得了成功!在当今学派林立、里手如云的哲学界、理论界，要想有所建树、引人注目，谈何容易?但他也成功了!在目前理论著作、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要想出书，而且要连篇累牍地既不靠人情、又不掏分文地出书，简直是“白日做梦”!但他仍然成功了!

善于寻找“支点”、“交叉点”，正是邹德秀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但他不是希图别人给予，而是自己寻找、创造。

一

邹德秀1936年农历7月初7出生在河南省西南部与陕西、湖北三省交界的淅川县一个农民家庭。这是个“一脚踏三省”的贫困山区。他出生后约1年时间，“七七事变”爆发。地理环境、历史时间都处在一种“交叉”点上。他是家里第一个男孩，比他生得早的是两个姐姐，所以在家里很金贵。两个姐姐没念过一天书，他却有幸上学识字，又是一个“交叉点”。不知是天机还是偶合，他后来从事了“交叉”科学研究。

他母亲生在“富裕”家庭，却未上过学。他父亲上过几年学，后来靠自学粗通文墨，算是村里难得的“文化人”，农忙时节在家耕种，农闲时常到集镇的各种经纪行里记账、收款。村邻们写契约、讨八字、写对联、调解纠纷就找他父亲。

未入学时，父亲就教他认了不少字。所以当他一上本村小学，就在学习上显得“高人一头”。小学未毕业，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到中原大地，淅川成了土匪出没的地方。小学被迫关门。他们村一位当私立中学校长的同族哥哥回到村上，义务为他们这些失学儿童讲《古文观止》。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他至今尚可背诵。

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他考上完小。完小未毕业，解放战争开始。他家乡一带又是兵荒马乱，他再次失学，在家割草种地。因父母重视读书，他也爱学，劳动之余，凡村里能借到的书，他都要借来读。什么千字文、三字经、四言杂字、百家姓、幼学琼林……都成了他的“宝贝”。

1950年，听说，县上的中学开始招生了。他和同村几个同学相约，赶了80多里路，到县城考插班生。他居然有幸考中。

这所中学是在有名的宋代大词人范仲淹讲学处“春风阁”的基础上修建的，是宋代著名书院之一，收藏了不少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新书。对他影响较深的是艾青诗选和蒋光慈的小说。

那时能上初中，在农村尤其是他家乡那样的穷乡僻壤是很罕见的。由于家穷，他上学的费用全凭父亲和堂哥拉柴卖草供给。

初中毕业，不少同学很快参加了工作。那时刚解放不久，各种岗位都缺有文化的人。因年纪小，不能工作，他只好继续读书，并顺利考入南阳高中。

南阳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迹、名人、传说很多，是一个文化传说极浓的小城。南阳高中又是当时整个南阳地区两所高中之一，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也高。校长是资格很老的地下党。美术老师是古元的同学。图书馆馆名是郭沫若亲笔所写。诗人李季是该校的毕业生……在这里，“早岁已知世事艰”的邹德秀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认真，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大量阅读文、史书籍，拼命汲取养料。

高中二年级寒假，父亲说书读得多了也没用，现在家庭困难，不如工作算了。他去区文教局要求当小学教师。文教局的人说到暑期一定给安排。到了暑假，他又觉得只有一年就毕业了，不如上完高中再说。

到了高中毕业，他决心要考大学。他家乡在这以前还没有出现过大学生。在填写志愿时，因出身农民家庭，又熟悉农村和农业，就报考西北农学院园艺系。

1955年，邹德秀背着背包，带着豫西南农家子弟的仆仆风尘，带着强烈的求知若渴的欲望，跨进西北农学院的大门，痴迷地学了4年。他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当然，课余时间他仍喜欢广泛阅读。文学名著、自然科学理论、哲学……他都读。但他已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更喜欢哲学。1959年毕业前夕，在一次谈理想、谈志向的班会上，他说他毕业后打算去果园搞园艺工作，业余时间研究点自然哲学。那时的他，脑子里充满了年轻人对诗情画意的幻想和对哲理的探求。不料他的一番话被一位参加会议的理论教师所关注。毕业分配时，他被意外地留校当了哲学教师。又是一个“交叉”点!

他学的是园艺，虽爱好哲学，但真要搞哲学，却有些为难。他在上大学时，没有上过哲学课。有关的社会科学课程更没沾边。他只能一边跟着听课，一边担任哲学辅导课，一边拼命阅读有关书籍。但他知道自己的“支点”。要当一个好教师，教好这门课，“支点”必须加强。

1962年，精减人员。他既未真正教过书，又很年青，自然是精减对象。他被精减为图书资料室图书管理员。

坏事里面有好事。一年多图书管理员当下来，他的“支点”得到很大加强。之后，他曾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哲学进修班、武汉大学科学方法论研究生，因“反修”浪潮冲击，都没有实现。

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进修、提高了。加强“支点”，只能是靠自学。因为不久他就和千百万中国人一样卷进了“文革”。文革后期，大学恢复招生，他才重返哲学组。1978年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需开设《自然辩证法》课程。他和几位哲学教师组建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自此，他这个“年过30不学艺”的人，才在80年代的学术气氛中，真正开始了教学和研究生活。

也许是由于出生在“一脚踏三省”的交叉地带加上后来的转行“交叉”，使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既当不了农学家或园艺学家，也成不了哲学家，但又离不开农学和哲学作“支点”，在他所喜欢的科学史、文化史这些“交叉地带”去开垦、去探索。

二

数十年刻苦自修的积累和多学科学识的交叉，使他的研究工作一出手便“不同凡响”。1981年至1991年10年间，他在国内外近20种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研究论文30多篇，涉及农业论、农业文化、农业史、自然辩证法、区域发展战略等领域。

他于1981年发表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三个理论问题》，是他的“处女作”。以此为“支点”，他于1983年发表了《农业结构和研究领域的探讨》等论文，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农业三元结构理论”，立即使学术界、理论界对他刮目相看。《经济文摘》、《潜科学》、《自然信息》、《农林辩证法》等刊物相继作了介绍和摘登，《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题介绍，许多人研究时采用了他的观点。

农业是最古老、最基础的生产部门，有着无限的发展前途和革新潜力。分析和研究农业的结构，对于认识农业、经营农业、研究农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但是，什么是农业?其结构如何?带着这些问题，他开始在这些“交叉点”上进行理论的深度开掘。

围绕科学史和哲学这个中心，他充分利用自己学到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将农业的结构用3个相互交叉的圆来表示。第一个圆代表农业经济体系；第二个圆表示农业生态体系，它和整个生物圈相联系；第三个圆代表农业技术体系，它和整个科学技术相联系。3个圆之间又有各自“交叉”的部位，即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生态经济、农业生态技术。由此引伸出农业研究的“6大领域”。前3个领域：农业经济、农业生态、农业技术已研究较多，各自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而后3个领域：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生态经济、农业生态技术还需很好地倡导，促其发展。尤其是农业生态技术这个问题，是他第一个提出。在实践中，生态技术问题早已发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愈来愈有研究的必要。

以此为“支点”，他进一步的“交叉”研究与开拓掘进，以《绿色的哲理》一书于1990年得以出版而宣告完成。这本约20万字的书，是对农业的起源、演化、体系及农耕文化、农业社会学的新探索。因为它的研究仍是在农学与哲学等边缘交叉地带进行，所以既不同于农业科技的实证研究，又不同于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学研究，而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理论的研究，着眼于理论上的分析、概括，力图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来认识农业。所以可称之为“农业哲学”。

在人类文明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农业的总体理论研究和具体的技术研究时常是一种***生体。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农家学派，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学术大辩论。后来汜胜之、贾思勰、徐光启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农学家继承了先秦的农家学派，发展了中国的经验农业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中既有农业的具体技术，也有反映具体的农学理论思想。中国的农学思想构成了中国的传统科学、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罗马也有发达的农业，孕育了一批农学家。瓦罗的《论农业》堪称世界学术名著，在当时既是一本实用技术读物，又是一部包含着丰富农学思想的理论著作。近代，德国农学家泰伊尔的《合理的农业》、瑞士农业经济学家克滋茅斯基的《农业哲学》、日本农学家柏祜贤的《农业原论》等等，对农业的演变、特征、体系、方法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基于对中外大批农业理论著作的洞悉，和对中国当代农业问题的长期思索、研究，邹德秀独僻蹊径写成的《绿色的哲理》一书，终于在1990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问世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绿色的哲理》一问世，立即引起中外学术、理论界的重视。《人民日报》、《自然辩证法通讯》、《农业考古》、《自然辩证法研究》、《陕西社科联通讯》等纷纷刊发书讯、书评，称赞此书“着眼于理论上的分析、概括，从一个全新的层次、全新的角度上来认识农业”。由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中国科技史通讯》也兴奋地对此书评价道：“本书是一本史论结合的著作，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是第一本从多角度论述农业史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农业总论性的著作”。

如果说“农业三元结构理论”是邹德秀理论“交叉”研究的“青年之作”，农业哲学是“壮年之作”的话，那么，农业文化则是他的“盛年之作”——又一个有“支点”的“交叉”研究!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传统农业文化，且经久不衰。中国古代的农业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它吸取了周边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然后又辐射到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东亚文化圈”。中国创造了先进的传统农业文化并造就了世界第二文化高峰。但到了近代它又成了一种障碍，拖着中国的腿迟迟不能进入工业文化阶段，以致使近代中国处于被动地位，成为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