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下的传奇人生
狮子山下的传奇人生
1 从山峰到电视剧再到流行歌曲，狮子山成为艰苦打拼的香港精神的化身
那时国***两党正在打仗，广东潮阳人、20出头的刘锦木从家乡顺着海岸线走，一直走到了深圳。 他要跟着一群乡亲去香港，以逃避战乱、保全性命。刘七岁丧父，九岁丧母，离开家乡没有什么牵挂。
他和乡亲们一起过了深圳河，踏足九龙半岛，继续向前推进。刘与他所在的人流一起，被称为难民潮。刘锦木来到了一座山下面，先前来到的难民已经搭起了参差的木屋。人们都说这座山峰看起来像一头威武的狮子，所以叫狮子山。
传说以前这里有九条龙肆虐，上天派这头狮子下凡镇压，遂成山水。刘锦木来到这里后学着乡亲们那样，从山上砍了树木，为自己搭起一座木屋。他有了一个住处，然后跑到西环的码头去卖苦力。他从一个潮阳人变成了一个香港人。他看到狮子山下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贫民区。
20年后，一首以狮子山下命名的歌曲开始流行，刘锦木的四儿子迷恋上了这首歌，因为他觉得歌里唱的就是自己一家的情怀。再30年后，在经济萧条中，时任香港财政司长的梁锦松唱起这首歌，勉励香港市民携手渡过难关。5个月后，朱镕基总理也朗诵这首歌的歌词，呼吁港人进行第二次创业。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地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济
抛弃区分求***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一首歌写出了香港上世纪70年代经济腾飞时草根阶层的努力与挣扎以及他们的顽强不息，未料及的是，世纪之交，《狮子山下》又一次唱响香港，600万港人重温艰苦打拼信念。
狮子山海拔只有495米，刘锦木的孩子们当年在山径上跑上跑下；如今，在三四十层高的政府公屋的环伺下，狮子山愈发显不出高大，它甚至也没有出现在介绍香港旅游的手册里，那里也只有一个并不热闹的公园。然而，狮子山成为艰苦打拼的香港精神的化身。“经济最低时，大家互相打气，经常会说到它(狮子山)，并相信只要勇敢面对，明天会更好。”49岁的公司老板林振华说。
贫民区
2 居民都是一样穷，所以家家都不用锁门
在西环码头卖苦力的多是“潮州帮”。
三年后，刘锦木有了些积蓄，他跑回汕头，和一位老人家谈起钱、猪和米。他把这些东西留下，带走了这家18岁的姑娘程兰花。她成了他的妻子，住进了狮子山下简陋的木屋。
刚到狮子山下的程兰花一定看到了望不到边的简陋木屋和在木屋间出没的男男女女，这里叫做竹园村。他们像她一样穷，生存环境恶劣，随时面临火灾的威胁。其时的背景是，内地难民的涌入，使香港人口急剧增加。狮子山下的乡村在日占时期被大量拆毁，为新移民们提供了广阔的土地搭建临时木屋。这里也就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主要的寮屋区。那时候贫民们还分布在马仔坑、九龙城、沙田及屯门等处。
高大魁梧的刘锦木继续到码头上扛米包，程兰花在家里穿塑料花，这在贫民区是妇女们极为普遍的活计。香港富豪李嘉诚就是靠经营塑料花起家的。
1964年7月16日，刘家诞下了第四个儿子。这个俊俏的男孩在狮子山繁密的草木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并喜欢上了音乐，20年后他成为香港无线电视台(TVB)名噪一时的当红小生，他叫刘锡明。刘家人丁兴旺，程兰花在狮子山下的寮屋区生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狮子山给锡明带来了无穷的乐趣。每天刷牙时，一抬头，山峰就进入眼帘，尽管他觉得它并不太像一头狮子。他和哥哥及其他寮屋区的伙伴们厮混狮子山上，最吸引他的游戏是逮一种红色的蜘蛛装在树叶折成的小房子里，小伙伴们碰到一起就把它们放出来，看红蜘蛛打架。
然而，父母却肩负着生活的重担。锡明经常看到母亲挑着两个大水桶到山坡上的取水口担水，她来回数趟，把一个水缸装满。锡明惊异于母亲的力量和忍耐。8岁时，他帮着母亲担水，但只能吃力地装三分之一桶水。
这个时候一家人已经住进了石屋。政府在狮子山山坡至平地盖起了一排排石头房屋，一直在木屋中栖身的难民们得以改善住宿条件。竹园村的石屋一***有六段，刘家就住在第六段。每一段都有公***厕所。学校设在第三段，刘家的四个孩子都是在这里读完了小学。
五六十年代寮屋区的居民都是一样的穷，所以家家都不用锁门。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给锡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家有了病人，几家都会来照看。谁家的孩子没有照看，也会有邻居来帮忙。
狮子山下的贫民区，现在看来，就是黄大仙行政区的范围。实际上，从1948年起，政府就已经在狮子山下拨出偏僻的地区让居民搭建木屋、石屋和砖屋。但频仍的火灾和恶劣的居住环境威胁着居民的生命。
由于人口激增，上世纪50年代中期，狮子山下建起了大量七层高的徙置大厦，进入60年代，公屋建设进入兴盛期，其中一个屋村坚起了66座大厦。
竹园村从1957年就开始清拆，将居民迁入附近新建的徙置大厦。不过，当政府把刘家从石屋中搬迁到观塘的公屋居住时，锡明的三个哥哥都已经各自成家。刘家新的居所有自来水和卫生间，在锡明看来这是很好的改善，母亲不用去挑水，自己也不用为上厕所发愁了。
刘家离开了狮子山。进入80年代，竹园村已经变成了翠竹花园，耸立起16幢30层以上的公屋，近20000名居民在这里生活。刘锦木在过世之前，还常与程兰花一起回到竹园看看，买菜。锡明每每忆及狮子山的快乐童年，母亲却总是叹息：那些年好辛苦，好辛苦。她同时感伤：竹园认不出来了。
锡明觉得：父母的青春和汗水都在艰苦打拼中遗落在狮子山下，遗落在香港经济腾飞中。
塑料花
花朵蕴含着香港经济第一次腾飞的信息
程兰花在狮子山下穿起第一朵塑料花时，不会想到那花朵蕴含着香港经济第一次转型及腾飞的信息。
1950年以前，香港是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由港。在上世纪50－70年代，在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华禁运中，香港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实现第一次经济转型。此次经济转型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转加工制造业，形成了原材料从国外进口、加工后到国外市场销售的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工业。
程兰花和其他家庭妇女手中的塑料花成为香港经济的火车头。1962年底，香港***有塑料花工厂997家，雇用30000多名工人。1967年，香港塑料花制品出口总值达8.23亿港元，占香港工业出口总值的12%。
50年代末，港府锐意将狮子山下的黄大仙区南部新蒲岗发展为工业区，周围寮屋区为工厂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刘家人的左邻右舍很多都成了工人。到1980年第三季度，黄大仙工业区工开设3634间工厂，雇用了91036名员工。
狮子山下的9万多劳工辛勤地工作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他们中半数以上就职于制造成衣、电子、塑胶及金属制品行业，四成就职于服务业。劳工中女性占了六成。他们从周一工作到周六，每天工作9小时，有时还要轮两班或三班，赶工时更要在晚上甚至星期日加班。全香港人以这样的热情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托撑起香港经济。
刘锦木并没有当工人，他也不再去码头做苦力。他跑到海边买鱼，拿到竹园的市场上出售。
刘锦木有了自己的铺面，经营的鱼类也多起来，并向一些酒楼供货。锡明的大哥中学毕业后开始帮父亲打理生意，逐渐，龙虾、石斑鱼、象拔蚌都出现在他们的铺面上，多家酒楼长期从刘家订购海鲜。锡明的二哥中学毕业后也加入了经营海鲜的行列。后来，刘家也有了自己的酒楼。
其实，狮子山下也住有少数的富人，比如影星乔宏、大导演李翰祥。影星和大导演们住在钻石山，是为了在钻石山的山林草木中拍摄外景方便。作为工业经济文化表现的电影业，在狮子山下拍摄了大量民初和古装的电影。
厂房、工人、富豪、明星、电影，狮子山下的生态恰恰是香港工业经济及与之相辅的明星文化心态的缩影。1973年，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的《狮子山下》开始播放，轰动全港。它以良鸣的屋邨为中心出发，内容涉及家庭伦理、两性地位、邻舍关系等，都是市民如何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反映草根阶层的生活，小市民们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心声。从1973年到1994年21年间，该单元剧播出了200多集。1979年，黄沾撰写了与节目同名的歌曲歌词，由当红歌星罗文演唱，此曲顿时红遍香江，更成为《狮子山下》的主题曲。有评论者认为，《狮子山下》是电视版的香港历史，狮子山遂为香港精神代言。
锡明在《狮子山下》的剧集及歌声中读完中学考上了浸会大学音乐系，他的艺人生涯起步。早在中二时，他就喜欢上了《狮子山下》这首歌，并在一次比赛中获得二等奖。他喜欢歌星罗文，更感觉这歌曲唱的就是自己家一路奋进的情形。锡明走了跟哥哥们不同的路，他进入娱乐圈，在90年代成为影视明星。
1970年，工业出口占到香港出口额的81%，这标志着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完成。狮子山下，工厂林立，工人们在机器声中辛苦工作。香港经济在加工制造业的喧嚣中高歌狂进，并于80年代跻身“亚洲四小龙”。
1972年，14岁的林振华跟随父母从广东来到香港九龙城。那时一支人的收入不足2000港元，在林的印象中，日子过得还很辛苦。
1978年的一天晚上，从广州“上山下乡”到珠海的民兵小徐把一枝五六式冲锋枪放在沙滩上，操船偷渡往香港。他的任务是抓获偷渡者，如今他也成了其中一员。他没有去狮子山下，他来到深水埗一个亲戚家，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制衣厂的工作，月入800港元。
负资产
3 财爷“钦点”，《狮子山下》再次唱响香江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同月，美国知名炒家索罗斯主导量子基金进军经济疲软的泰国，亚太金融危机破笼而出，向东南亚蔓延。10月，经济高度国际化的香港被索罗斯攻击，高楼价、高股市、高工资和高成本造成的泡沫经济破碎，香港霎时成为风雨飘摇中的危城。此时的香港经济，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持续高扬之后，已经历了第二次转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毗邻的珠江三角洲，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金融、贸易及各类工商服务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在索罗斯的进攻之下，恒生股指狂泻。香港成了国际炒家的自动取款机。1998年，香港经济跌入最低潮。
刘锡明家在经济衰退中遭受重大损失。大哥刘锡荣和二哥刘锡耀长年经营海鲜批发，到1997年前已经各自有上千万的资产，向很多家酒楼供货，自己家的酒楼也是红红火火。金融危机后，大家缩减开支，众多酒楼没有生意做，纷纷倒闭，两个哥哥把自己的酒楼也关了，海鲜铺位减至最少。
1978年到香港的小徐如今成了老徐，从事建筑装修行业。但是在1999、2000年两年间，他心情沮丧，每天带着两岁的小女儿去公园打发时间。“那时只能吃老本(积蓄)。”他说。
林振华是开工厂的，他1984年从加拿大读完大学返回香港，事业平稳上升。1997、1998年是他最困难的时期，“香港的中产受伤最重，资产贬值，我的房子从700万跌成了200万，银行都供不下去了。”
金融危机后刘锡荣和刘锡耀在海鲜批发上还能苦苦支撑，但到了2003年SARS降临，“没人再去酒楼消费，中环到处都是戴口罩的人，晚上8点多尖沙咀就已没有人了。”锡明回忆说。他的两个哥哥发现他们多年创下的基业一下子“归零”了。
在一片萎靡的气息中，香港需要振奋人心。2002年3月6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宣读他的首份预算案后，朗诵起《狮子山下》歌词，他勉励港人在经济困境中咬紧牙关踏实苦干，彼此帮助关爱。他说：“香港是一个生气蓬勃、生机处处的地方，只要肯努力，便会找到理想……今日香港遇到风浪，正是你我都可以出一分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闯出一个新天地。”几天后，在香港大学财政预算论坛上，他应师生之邀现场清唱《狮子山下》。
锡明还记得梁锦松以此歌与市民***勉的情形。财爷”钦点“，《狮子山下》再次唱响香江。锡明说，政府显然有意以这首歌唤醒港人在逆境中拼搏的信念，所以那时电台电视台上经常可以听到这首歌。亚视亦于同年4月重播了《狮子山下》部分剧集，获该台当周全线节目收视之冠。重播之际，原罗文则表示这首歌不只属于老一代港人，亦应属于年轻人，使年轻人更认识同舟***济的精神。
4 新生代：老一辈重温《狮子山下》时，年轻人已转向另一个方向
林振华对1997、1998年大家咬牙撑过难关有着难忘的记忆。“香港从一个落后小岛变成现在这个东方之珠，我们这一代人是与它一起走过来的，所以对以狮子山为典型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很亲切。”
小时候他在家里的黑白电视机上看《狮子山下》，当他以公司老板的身份再次听到政府将它作为宣传歌曲来唱，“又到了咬紧牙、***倡团结的时候，感触的确很深”。
林振华和公司的雇员们***渡难关。他没有炒掉人，但是减了他们的薪水，雇员也体谅他，没有因为减薪而走人。他看到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工厂里面，工人们情愿减薪而继续自己的工作。在铺面里，业主减低了地租，劝经营者留下来。“大家私下聊起市面来往往很伤感，但是一到工作起来就立刻显得很精神。”林振华的生活开支也缩减下来，家人到酒楼吃饭的次数少了，购物时也多了一层算计。
锡明的哥哥们挣扎着各奔前路，将生活和事业重心移向内地。刘锡荣在深圳开了一家小餐厅，从规模上来说跟他在香港时算得上是小打小闹。刘锡耀则成了“打工者”，在上海一家餐厅做主管。虽然知道两个哥哥想“东山再起”很难，但锡明觉得他们也会一天天好起来。“终归有天龙傍凤，难道天天裤穿洞？人生总有起有落，不可能天天好，但没有什么关是过不了的。”
SARS之后，香港经济好转。2004年，香港经济增长率达到7.5%，是过去7年中发展得最好的一年。
楼价和股市都涨起来了，媒体的说法是，香港人在2006年可算是大丰收的一年，不少市民升职加薪，股票又大赚。老徐2001年后就在“西铁”工程中找到了工作。在锡明眼中，侄子刘文杰是个聪明人，他仍在香港做海鲜生意，随着经济复苏，他的铺位又增加了两三个，继续向酒楼供货。尽管他有时会向锡明抱怨说，铺位租金好贵，做生意好累。
在林振华看来，现时的香港经济要比1997年健康，“那时好多泡沫，现在好稳健。”他同时认为，香港经济上扬是从内地经济发展中分到了一杯羹。
锡明2005年出了一张碟。在选歌时，他说，其他歌都可以不录，但一定要有《狮子山下》。而在黄大仙行政区，每当区里有活动人们必先齐唱《狮子山下》。
在林振华、刘锡明这一代人对香港精神仍倍感温暖之际，年轻一代也许已经向另一个方向走去，这让他们感到年轻人缺乏父辈吃苦耐劳的意志。
27岁的ANDY从黄大仙祠旁的钻石山家中到公司，常常可以从车窗里看到狮子山。小时候他跟同学们一起到那里烧烤。他的第一份工作做了8个月，第二份工作做了一年，如今则在一家印刷公司供职。回想起刚进入社会的时候，他庆幸自己一直跟父母住在一起，“如果自己在外租房住，以当时的收入就会很拮据。”如今他的收入比那时多出了5000元。
他没看过《狮子山下》剧集，但他会唱这首歌，“听多了就会唱了”，他同时奇怪于努力、耐劳这些品质仍被政府及大众推崇为香港精神的主流，“那应该是创新才对”。ANDY说他的很多伙伴都是这种看法。
这实际上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第三次转型的***识：通过“创新”发展“高增值”产业，走向以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知识密集”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