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蜜的影片评价

一、社会的同化与自我认知

《甜蜜蜜》所选的故事发生地点具有典型性。无论是前半部分的香港，还是后半部分的纽约，都是国际化大都市，而移民正是这类城市的主要人口组成。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文化多元、贫富两极乃至地域歧视都是城市的特点，也是整部电影的推动力。影片中，初到香港的黎小军着装土气，操着一口与环境格格不入的乡音。他对电梯、取款机、麦当劳一无所知，像个婴儿一样需要重新学习，立足于更为先进的社会。另一边，会说一口流利粤语的李翘则看似更早融入社会，初来乍到香港，她没有表现出太多困惑，而是直接接受和认可，以当地的价值观否定过去的自己。她努力变身成一个“喝着维他奶长大的香港人”，抹杀掉新移民的身份，自以为这样就不再是外来打工妹。但当她委身豹哥，终于得到社会的尊敬与承认后，却吐露出内心最深的眷恋——家乡的母亲没有等到她赚大钱已故去。而当李翘历经磨难，终于做成美国人后，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身份认同已没有了虚荣的掩饰——她自然而坦然地对游客们表示，自己是广州人，很想回家看看。移民客的漂泊经历就像一针催熟剂，逼迫着李翘和黎小军成长，促使他们更深层次地认知自己，完成对自己身份的内省。

二、实用主义爱情与理想主义爱情的比较

正如男人生命中会有自己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个女人生命中也会出现两种男人——比如李翘与黎小军和豹哥。黎小军于她而言是理想主义爱情，而豹哥则是实用主义爱情。黎小军给了李翘最初的心动与异性的关心，是初恋情人的角色。豹哥则使李翘的人生展开，令她蜕变成八面玲珑的女人，立足于社会。 然而陈可辛却将这两段爱情都打碎了，这是他的不俗之处。比如片中豹哥死后，李翘的失神与凄凉展现淋漓。原来实用的感情并不低人一等，理想主义的纯洁面对前者也不一定具有道德优势。再如结尾李翘与黎小军的重逢，则又充满浪漫主义的温馨。

三、小人物的命运挣扎

日本电影大师成濑已喜男曾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影片中，黎小军与李翘事隔数年重逢在婚礼上，相互问及现状却彼此无言。曾是多么坚定带着理想去生活，可岁月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生活完全背离了当时的初衷。一切纯洁美好的梦想，都消磨在物欲与现实中。当黎小军终于迎娶了小婷，却像《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对沈世钧说：“我们都回不去了”。李翘利用毕生精明换取物质时，却感慨：“我好失败。”但无论命运怎样颠沛流离，黎小军与李翘始终隐忍而顽强地坚持。或许这也是导演的悲悯——“命若飘蓬，你要微笑才好。” 香港回归前十年的时代缩影

陈可辛利用电影《甜蜜蜜》记录了香港从1986年到1995年这十年间的群体无意识，并利用这样的历史资源来预言关于中国人命运的未知进程。在这里，陈可辛并未单纯纠结于历史事件所带来的标志意义，而是刻画了历史变迁与社会走向在群体和个人心中潜移默化的微妙处境。这样的处理，使得影片在外在观感和内核***鸣上得到了华人世界的整体赞誉。

陈可辛在处理这样的香港题材时，主体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而是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在陈可辛看来，单纯将回归事件的承受主体设定为香港人并不能兼顾中国人的命运整体。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国人奔赴他乡谋求生计。步入90年代，由于对香港前景的未知与焦虑，一些港人选择移民海外。但《甜蜜蜜》并未直接表达这种群体心理的焦灼，而是细化到个人的遭遇以及人与人的矛盾，以小人物的真情实感和现实生活，记录了一段不凡的年代。

20世纪末期的中国移民

《甜蜜蜜》的英文片名“Comrades：Almost a Love Story”，意为“差一点就是个爱情故事”。陈可辛曾表示《甜蜜蜜》并非纯粹爱情，它更多是在讲述拼搏、讲述人生、讲述时代。 李翘和黎小军兜兜转转那么久却未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不够爱对方：小军心中始终有小婷——那是他的理想；李翘为生存依赖豹哥——那是她的理想，不然他们早在一起。正如李翘所言：“黎小军同志，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一言道出他们忍受艰辛来到香港的目的——为了追逐想象中那个更美好的生活。

这便是时代的印记，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国门以来，因追逐理想生活而产生移民潮的真实历史和现实心态。电影在讲述内地移民艰辛又坚强的故事时，从侧面不露痕迹地反映着香港特有的殖民地历史，反映着香港整座城市“无根”的漂泊迷惘心态，反映着香港人既想拥有对国家的认同，又无法摆脱对英美文化的艳羡向往。

面对时代的辛酸，导演最终安排了这样一幕：一群大陆游客来到纽约旅行，他们在象征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下争相拍照，但他们同时喊着导游去买奢华Gucci包——他们是快乐的游玩者，不是背井离乡的移民，更不是历经艰辛的偷渡客。他们对拿到绿卡的李翘说：“以前那些人都往外面走，可现在都回去了。很多香港人都到我们内地去打工，以前出来的人都后悔，现在还是国内赚钱的机会比较多。”时代变迁如梭，中国正在崛起，香港即将结束150年的殖民历史回归祖国，1997年并不是这座城市的大限。最终，李翘和黎小军在纽约街头听着面向全世界中国人的播报：“邓丽君小姐逝世......人们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她的歌声”，不知不觉走到荧幕前“意外”重逢。这便是属于中国人的声音，无论香港、内地抑或台湾，我们一直有着***同的文化和***通的情感。 影片中，如果异乡客在香港面临的只是地域习俗的差异磨合，那么海外的漂泊者则真真切切感受到低人一等的刻骨之痛：豹哥不明不白死于街头的悲惨局面、李翘在警车上的歧视性待遇无疑是这种状况的真实体现。此时中国人情感肌理中的乡愁命题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展现，一曲邓丽君的《甜蜜蜜》则是这种情绪的象征化依托，触动了两岸三地中国人的***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