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说的青，红帮是什么来历啊，还有洪门之类的？

不少人把“青洪帮”理解为青颜色和红颜色的帮会组织，不少人会从“青”“红”字面上误解为用拳头打人、“斗人家皮蛋”，将对方身上打得都是“乌青块”；用刀子捅人，使对方放血见红的流氓帮派“青红帮”。其实非也，青洪帮”是“青帮”和“洪帮”的合称，开始也并非是流氓组织，而是二个不同的民间秘密结社。而且“洪帮”也不是红颜色的“红”，而是三点水一个***，洪水的“洪”。

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明王朝将被颠复。部众明朝旧臣护拥福王南下南海，建立南明王朝，继续抗清复明。当南明小朝廷被消灭之后，这些明朝的旧臣就分散流窜到各地，谨慎地继续组织灭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第一个年号叫“洪武”，洪水的“洪”，武林的“武”于是他们称为“洪帮”。洪帮主要分散在长洁流域以南地区，名称也众多，

广东一带有打着拜天为父拜地为母的旗号，故称天地会、三合会，社福建一带有小刀会、红线会，四川、湖北一带有哥老会，均属洪帮分支。洪帮建立后举事抗清，势力迅速壮大。该会各派还有的参加过早期的工人运动，辛亥革命后，部分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洪帮后来坐镇上海，称雄一方。

许多影视作品中亮出“反清复明”口号的就是洪帮，《七剑》、《自古英雄出少年》都是这类的作品。

“青帮”发迹于“南粮北运”的漕运，长江流域是中国粮食，尤其是稻米的主要产区。朝廷在南方征收粮食叫作“漕粮”，南粮沿长江、走淮河，进运河北运，叫作漕运。因为当时漕运一般都在安庆集中，漕运船只有几万条，以漕运为生的人达40万之多。漕运的航线又达千里以上，为了对付沿途的强盗土匪，以及难民抢掠；同时为了对付清政府官史欺榨，漕运水手抱团秘密结社，总部设在安庆，所以被叫做“安庆帮”、庆帮”。最初结帮为的是垄断内河航运，据传康熙七年，罗教始祖的三个弟子翁某钱某潘某，应昭晋见“领帮匡漕”，钦封安庆帮，招收贤徒”十万八千余人，分成一百二十八个半帮，形成浩大的帮派体系，一时形成气候。又有一说：青帮出自佛门，是临济会宗派的分支，以“尚天情，重义气”为宗旨，青帮传四十八代。正统的帮徒严守《九大戒律》，戒酒、戒赌、戒淫乱、戒偷盗、戒斗殴；提倡正心修身、积德累功。只是先为朝廷操纵，后为把头垄断。这就是青帮的起源了。不管青帮起源原因多么众口不一，青帮帮众最初绝大多数是粮船水手，那是不争的事实。

从明朝开始，几万条船在运河航运，对运河的压力增大，而运河又得不到及时的疏竣，到了清朝嘉庆以后，运河淤泥日益严重，尤其是北运河的淤塞更为严重，使运河航运业日益萎缩。而清政府对漕运管理严厉，不能按期完成，地方政府和主管漕运的官史将被严惩，轻则丢官，重则丧命。到道光初年，江苏巡抚陶澍奏清，逐步将漕运委托上海沙船商运，还专门在此海东门外白渡设立“江苏海运局”，负责漕运海运事宜。漕运改为海运，几十万水手被迫“转业”。上海就成了“转业”青帮的新的立足点了。然而，“转业”谈何容易，这些粮船水手不少难以再在水运行业谋生，只好上岸落地成了游民，另一方面，原来在街上做“孤胆英雄”的地痞瘪三，也终于“找到组织”了，纷纷加入青帮。于是青帮渐渐转化成为以都市流氓为主的黑社会组织。青帮和流氓的结合，使得青帮变了味，然而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青帮的势力大涨。，则是泥沙俱下，“流氓辈出”了。上海滩上诸如烟、赌、娼、盗、绑、杀等黑道各行，大都是由青帮成员在掌管。

同样，到海上海落脚的洪帮，用洪门的牌子来组织徒众，以扩大影响，开香堂，烧黄纸，斩白鸡，开了洪门大会，拜老头子，他们也是独自干起了所谓“生意”，与早期的反清复明之宗旨完全不同变了质。当时上海的各个工厂、码头、商场、里弄，甚至澡堂和妓院都被青红帮控制，“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据当年《时报》的报道1914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1920年达20余万，1930年上海的棉纺、运输、卷烟、电力等22个产业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

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上海就是青红帮争斗的名利场，为了抢地盘，一言不发就动刀动枪”。

古往今来，没有哪个“黑恶势力”可以象青红帮那样风光了。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可以看作是上海青红帮力量的大检阅。光是送祖先牌位盛大游行的仪仗队，就有六个大队。蒋介石送来了“孝思不匮”的金匾；吴佩孚送来了“武库世家”的金匾；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法、英、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上海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此外，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十几把“万民伞”和团体的旗伞。真可谓“匾额大展览”和“军阀大集合”，这些“大好佬”中，计有总统两位：徐世昌、曹锟；执政一位：段祺瑞；大帅两位：吴佩孚、张宗昌；前清提督：李准。正如时人所谓：“宾朋联袂，车骑如去。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要知道，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就是蒋介石去法租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此前蒋介石不明就里，带了60多名警卫，开了两辆军车准备进入法租界，结果被法租界安南巡捕拦住，扣押了军车和警卫班长，经黄金荣协调才得以妥善解决。（杨尧深，《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146页。）青红帮在上海的力量，可见一斑。

那是一种怎样的辉煌呵，不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曲蟮修成龙”，各获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且让整个“社团”从地下走向公开，他们组织严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渗透进工、商、军、政、新闻、出版、教育、艺术等各界，可谓无孔不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甚至经常在政治力量的博弈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立三回忆1924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就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了解帮会，特别是了解青红帮，是了解上海近代社会的一条通道。

学界对于中国帮会的历史，一度探讨得比较热烈。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限制，中国帮会史研究的着重点一直放在天地会、小刀会等“革命”性团体上。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曾经被看作“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海青红帮开始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资料得到整理。此后，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又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帮会史的研究已经成熟、完善，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求。相反，我认为，过去帮会史的研究，没有从中国的近代化这个“大历史”入手，因此不免失之琐碎，而且因为意识形态等方面原因，戴有色眼镜的现象严重。一些帮会掌故，虽然读来津津有味，但是只见波涛未见涌流，于其兴衰徒增扼腕之叹。因此，这里试图缕析青红帮势力的来源，窥其兴衰背后的丝绳。

帮会的力量是通过少数 “闻人”（当时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人）的能量体现出来的。不过，并非所有的帮会上层都能做这样的“闻人”，“帮会中能独撑全市或一帮市面的巨头，当推那些有稳定财源、众多‘抱腰’（手下）、‘脚碰脚’（朋友）的首领”。(胡训珉：《上海帮会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如此，分析帮会的力量，可以从帮众、经济力量、政治势力等方面来着手。

一、青红帮的帮众发展

由于传统的精英观念和英雄史观影响，过去的帮会史研究，往往不知不觉中流于少数“大亨”的传奇，忽视了帮会力量的基础——普通帮众。我们知道，帮会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有着庞大的有组织有影响力的帮众。没有这些帮众的支持，那些“大亨”也只能是光杆司令。因此，要更客观地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发展壮大的影响，首先就要分析近代化对青红帮帮众发展的影响。

(一)近代化促使帮会势力向上海聚集

上海开埠以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发展迅猛，很快成为华东重镇，繁荣、开放程度都在中国首屈一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前沿阵地，和广大中国内地的日益破败形成鲜明对比。当然，这也就吸引着人们蜂涌而至，以求改善处境或者保全其身。这种愿望也同时吸引着各地帮众，形成了青帮势力两次东迁浪潮。

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漕运废除，沙船和汽船的海运业相继兴起。因为不少帮众参加或协助过太平军，安清帮的组织形式——粮帮也被遣散。但是，这部分失业船民以及岸上各阶层无业游民仍然保持着帮会组织形式。上海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这批游民提供了出路，他们加入了移民队伍，混迹于上海，寻觅各种生计，其中一些人逐渐发迹，成了头面人物。这就使上海的青帮组织大为发展，而各地青帮游民来者更众。

第二次是青、洪合流的关键人物徐宝山死后，其所控制的帮会势力陆续流入上海。这些人之所以在政治不得势后避居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繁华能够满足他们奢华的生活，同时，上海华洋杂处、三界五地的社会状况也为他们提供了政治庇护——这些人都曾随徐宝山降清投袁，被帮会和社会上所鄙视。这批“苏北帮”进入上海后，给上海的帮会势力带来了深层次的影响。首先，徐宝山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同洪门“四大江湖”之一任春山合开过“春宝山”，力推青、洪联合，所以其系统本是青、洪合流的产物，进入上海后，更促使了当地的青、洪联合，逐渐形成人们所说的“青红帮”。其次，这些人成份单一，团结紧密，不象其它帮会派系内部那么松散，很快发展成为上海帮会的主导。已经有相当势力的黄金荣，此时也郑重投拜徐宝山昔日干将、“大”字辈张仁奎。

没有青帮的两次东迁，就不会有上海青红帮后来的繁荣。“上海39位‘大’字辈，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4页。）其中包括：原籍扬州的曹幼珊（江淮泗系统），安徽婺源的汪禹丞、河北河间的马玉山、山东滕县的张仁奎、安徽芜湖的樊瑾成（均兴武六系统），山东济南的米占元、江苏泗阳的刘登阶、江苏桃源的王九皋（均嘉兴卫系统）等等。所以，我们要说上海青红帮的基石是外地人打下的一点也不过分，而这正是上海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造成的。

(二)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解体把大批民众抛向帮会

近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建设与破坏并存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必然对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强烈冲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特别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传统社会历史悠久，非常成熟稳定，并且有相当地自我调剂功能，一旦被打破，往往倾向于恢复与重建，而不是朝着西方的民主社会形态发展。如果硬要把它向近代化方向推的话，就必然经历混乱、迷惘的阵痛，社会成员的发展方向也就多元化。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家庭手工业在列强商品输出的冲击下日益没落，中国的农业也因战乱、灾荒、苛税等原因日益破败，失业破产者和无业游民大量增加，“这些不堪一击的人们——从农村日工、苦力、游民、乞丐最后直到土匪——都很容易成为社会公害的牺牲品，因此鸦片、赌博和卖淫盛行。但是，城乡贫民也向秘密会社和民众运动提供很容易被动员起来的后备军”、“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抱有政治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是有宗教性质的教门，这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2页。）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农村的情况自然没有改观，城市又因工人数量的增加而使这一问题日益严重。朱学范在分析为什么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人数那样多时，特别强调：“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一个无序的社会是令人不安的，不但普通工人热心帮会，社会上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因种种原因开始进入帮会，主要是为了“不怕流氓敲竹杠”、“跑码头可以吃得开”、“借帮会为号召，加强势力”、“得到安全保障”、“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等。(施福康，《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 蒋介石在上海做证券生意亏本后，经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老头子”，才得以摆脱债主们的纠缠。虽然蒋介石发迹后，黄金荣也识相地了断了这层关系，但是师徒之谊毕竟业已存在。1947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被战局急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是专程赶到上海拜寿，行跪拜之礼。

四·一二时青红帮充当了国民政府拳头，也是有这个渊源的。

人的心理其实很怪，和帮助于己有恩惠的人相比，更会下意识地帮助自己施恩过的人。

黄金荣在关键时刻还是倾向了蒋介石，虽然他们一向喜欢玩“两面光”的把戏。

(三)帮会的公开活动和入帮仪式的简化更方便了帮众的发展

帮会起初都是作为一种秘密会社存在的。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视“结党”为大忌。清政府统治时期，对洪门的压制尤其严厉，一经发现格杀勿论。青帮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清廷默许，但是太平天国以后，也被取缔、遣散。这样，帮会的组织和活动，基本上又是秘密进行的了。为了防御被叛徒、奸细出卖的危险，帮会又为新成员的加入设计了极其繁琐复杂的仪式、规定和诗词条幅，以达到鉴别异己和强化对内部人员思想灌输的目的。在同敌对力量斗争的过程中，这类礼仪也不断发展变化，愈演愈繁。这种严格的，有时甚至是极严厉的保密制度，给帮会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民国初年，社会各界还难以窥见帮会的真面目。

民国成立以后，来自政府当局的压力消失，帮会再也没有秘密集合、维持繁文缛节的必要。不过，因为沿袭已久，帮会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一些知识界人士通过切实考察，逐步揭露出帮会内部组织、结构、制度等方面的秘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翻译出版的日本人平山周写的《中国秘密社会史》，该书对中国的帮派有较详实的记载和分类。接着，一些帮会头目深感过去那种口耳相传、手抄笔录式传道过程效率太低、错误率过高，陆续编印了诸如《江湖海底》、《金不换》、《通漕辑要》之类的书籍，收录了帮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历史沿革、隐语暗号及帮会人名录等内容，帮会逐渐为人们所熟知。此后，帮会开始借用文明社会的社团组织形式，于政府中登记注册，各立山头，从而脱去地下活动的面纱，而以合法地位公开活动。如杜月笙的恒社、张仁奎的仁社、黄金荣的忠信社、朱学范的毅社等等，可谓“会社林立”。

帮会活动的公开化和入帮仪式的简化，使得帮会和社会间开始互相认同。作为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帮会，开始承认社会的基本秩序，不再以反对社会、推翻政府为目的。社会则承认甚至模仿帮会的某些特殊行为方式。此后，加入帮会，不再是需要隐瞒家小的见不得光的事，而是谋求势力发展的一种正常途径。

(四)中国的近代化方式也促使广大下层向帮会靠拢

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到1920年代，已经经历了物（器物层面）——心物交界（制度层面）——心（文化层面）的转化，开始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发展。但是，无论何种方式，往往混淆了“目标”与“手段”的区别，把实现近代化的必要手段当成近代化这个终极目标来对待，以为采取了某种措施，实行了某种主义，便可一劳永逸、立竿见影，使中国立即实现近代化。因此，一个个近代化方案，说到底都是上层知识界一厢情愿的理想，是地地道道的造梦工程。对于下层劳工而言，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他们从来没有被有序、有效地融入到近代化过程中，他们的处境也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

也正因如此，广大的劳工阶层对传统社会没有依恋，对现行社会没有幻想，对政治变换麻木冷漠，对社会进程漠不关心，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慨然长叹“吾国吾民”，也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深感“觉悟不高”，俨然是社会进步的累赘甚至阻力。

所以，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为什么不少的劳工阶层选择了加入帮会，而不是参与或者组织更为“先进”的互助组织。“上海职工大众加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