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刘毅传翻译，节选自大学历史文选上
刘毅认为：魏国用九品中正制管理官员，是不好的，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以后的危害，只能算是权宜之计，并没有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反而有八种弊端，于是上书皇帝要求改变这种情况。他说：
我听说：执政者，以量才授官为本，此事有三难，但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人物难知，这是一；爱憎难防，这是二；真伪难辨，这是三。如今设立中正，评定九品，高低随意，荣辱在手。有皇帝的威福和朝廷的权势。爱憎和虚实全在于己，对公不负考核之责，对私不怕告发。用尽心计，钻营各方。廉洁谦让的风气消失了，得过且过的习俗形成了。天下纷乱，只争品级和官位，没听说谦让，我为圣朝感到羞耻。
描述情况以抓住才能为清正，评价人物以实事求是骂公平，国家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明。清正公平是政治教化的光明面；歪曲事实是动乱灭亡的阴暗面，不可不明察。然而人各有所长，全才很少。才有大小，成名有早晚。改邪归正，应得到常新的回报；怀才不遇，应得到正直的美名；深谋远虑而不计小事，应得到超凡脱俗的评价；率真自然而不事修饰，应得到清纯实在的声誉；行动不多而才能优异，应得到器重和信任的重用。所以三位仁者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却都很合义。陈平、韩信在乡里被人取笑和侮辱，却为帝王建功立业；屈原、伍子胥不为君主所容，却名留青史，这是恰当的评论所要昭示的。
现在的中正，不看真才实学，专门依靠帮派利益；处事不公，专门根据个人感情。想要给的，作假以助他成名；想要让他下的，便吹毛求疵。品级的高下随着势力的强弱为转移，是非由个人的爱憎来决定。追随世道的兴衰，不顾真才实学，衰弱则降下，兴盛则扶上，同一个人，十天之内就发生变化。或以贿赂使自己通达，或与计吏同行以求晋升，依托他人的人必能达到目的，恪守原则的人困窘悲伤。对己不利，必见残害；有利于己，定要得到。所以上品官员没有出自于贫贱之家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于有权势的大族的。即或有之，亦另有原因。欺君欺世，实为乱世之源。这是九品中正制的弊病之一。
设置中正，用州里之清议，大家都服从，可以镇住不服的，统一言论。不是说一人就能知道一州的人才，他如不知被品评者便不能被评。如此，自孔子以上，至于庖牺，都有过失，都不行，为何只责备平常人!如果特别不善，自然可以重新选择。现在重视他的职权而轻视其人，确立高下的等级后，回访刁攸。他既不是州里所归顺的，也不是职权所设置的。现在询问他，让正确的归顺于不服的，让不主事的来决定事情，由此助长谗言，产生矛盾，这好像不是设立中正的本意，而是治理世俗耍深加防备的。主事者与刁攸好，刁攸降下品级又被选为二千石的，已有数人。刘良提高刁攸降下的品级，石苞惩处刁攸所干的事，全州到处是互相论难的言论，憎恶的仇怨在大臣中结下。妻妾诉讼，给吴、楚带来灾祸；斗鸡事件，使鲁国蒙受灾难。于是便有人伦相争而朋党产生，刑狱滋生而祸根结下。这是其弊病之
本着设立品级的原则，就是要使人伦有序，就像把鱼串成次第排列的样子。设立九品，把下等也列入品级，就是说才能和德行有优劣，人伦辈分有前后。现在的中正，为自己长远打算的，则压制一方，使无上品；淫乱卑劣下等的，则不按次序提拔，并能容纳他。公家的品级变成了私人的财产。君子无怨，国家政治无惩治奸臣的措施。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于是使优劣和前后颠倒，把高贵和优秀的人才定在平常品级以下，把背有不孝之名的人放在最前面。这是其弊病之三。
陛下登基，开启天地的善心，发布广开言路的韶令，采纳忠诚的言论，遍览天下的民情，这是太平之基，罕有之法呀。至于赏罚，自王公以至百姓，都用法来加以规定。设置中正，委以一国的重任，却没有赏罚的准备。人心多诈，清平的很少，所以怨恨诉讼的很多。听任它则揭人隐私不止，禁止它则侵犯无辜没有尽头，办案虽烦琐，仍胜过侵犯无辜。现在禁止诉讼，则堵塞一国之口，培植一人势力，使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各被冤枉者揣着怨气和真心话，惟独没蒙受到天地无私的恩惠，而长期滞留在邪佞之人的选举之下。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达。这是其弊病之四。
早在圣世之时，想要改善民风，安抚百姓，就要提高乡里的道德，推崇六亲的行为，礼教学校互相一致，这样便与不贤有了分别。乡老写下他的善献给天子，司马根据他的能授予官职，有关部门考核业绩来决定升降。所以天下人后退而自修其身，乡里有道德，朝廷有公正，浮华奸邪之人无处容身。现在一国之士数以千计，或流落他乡，或在异地谋求衣食，相貌尚且不认识，谈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不管中正知与不知，遇上应当品评之时，从官府采得美誉，从流言取得坏名。只信自己就会被不了解所蒙蔽，听信别人就会被彼此的局限所限制。对于认识的人仅凭爱憎，对于不认识的人仅凭关系。既不是乡老记录上的声誉，又不是朝廷的考核。于是使做官的人，舍近求远，弃本逐末。官位靠乞求而得，不由行为确定，评定品级不考核功劳，朋党的吹捧不实。这是其弊病之五。
一般之所以立品级看表现，是为了求人才以治民，并不是十叮羁名誉，分别好坏。孝悌本不能用于朝廷，所以家庭以外只能讲义而不能讲情。已经做官，职权有大小，事情有难易，各有功报，这正是人之实用，职务之所在。现在却相反，到了报功的期限，虽然职位很高，却处于很低的品级，没有政绩的，却获得很高的品级，造就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对上使朝廷的考核名存实亡，对下帮助了不务实际、拉帮结派的人。这是其弊病之六。
官职的设立要针对不同的事，人的能力也不相同，发挥了他的才能则成功，失去了则失败。现在不问才能是否合适，只管让他登上九品。依品级来选取人，并不是他的才能达到了；依表现又被品级所局限。如果表现符合实际情况，品级和表现仍相妨碍，就会被选举束缚，使不得专注才能。何况今天的中正，与他疏远的，就贬低人家的长处，与他亲近的，就掩饰人家的短处。专讲空话，以为虚名，则品级和能力不符，怎么能够处理事情?这是其弊病之七。
以前为九品所颁的韶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很少有所忌讳。今天的中正，降职不明示对方错误，晋升不罗列对方善举，废弃褒贬的宗旨，仅凭感情，清浊相混，以达到个人目的。所以违反早期制度，大造声势，来煽动众人，使他们都归向自己。晋升者没有功劳来激励他，降职者没有错误来惩戒他。奖惩不明，则风气污浊，天下人又怎能不懈怠德行而专心于人情事故呢?这是其弊病之八。
由此而论，立中正而没选对人，给他权势而无赏罚，或缺中正而无约束，所以奸邪猖狂，冤狱遍地。虽名为中正，实际是邪恶的处所；其事虽在九品，却有八害。或在亲戚中结下仇恨，或在骨肉中产生猜疑，当身陷于仇敌当中，子孙躲开祸害。逭却是历代的而非仅是现在的灾祸。所以君主审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不变的制度，所以周沿袭殷，有所增减。到了中正九品，古代圣贤都不用它，难道是被此事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吗，是注重政治教化而不用它。自魏建立以来，没见它得到人的功劳，却带来仇恨和不厚道的毛病。伤风败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遣更大的了。我认为应当罢免中正，废除九品，放弃曹魏的有弊病之法，建立一代美好的制度。
由此看来，选拔的中正却不是合适的人选，只是授予权势却没有奖赏和惩罚。有时缺乏人担任中正而失去约束，所以奸邪的党人能够肆无忌惮，枉法恣肆，胡作非为。虽然职务名为中正，实际上是奸邪之地；从事的是九品官员的职责，却做出太多的损害。有的对亲人间结下仇恨，在亲人间产生猜忌，一旦身陷仇敌之手，子孙也会遭到祸患。这是历代的祸患，不 仅仅是现在的危害呀。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没有通常的制度，所以周朝根据殷朝，有所减少和增加。至于中正九品，上古的圣贤都不愿去做，大概是担心受到蒙蔽而有不周全的地方，将用正统的教化的适合的地方不能从中获取。自魏建立以来，未见这样的得人的功劳，却受到刻薄的连累。毁坏风俗，无益于教化，古今的失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愚臣认为应该罢除中正，罢除九品，摒弃魏的弊法，建立一代的美好法制。
他上书后，皇帝下令命令大家一起议论，后来司空卫瓘等人也上书要求废除九品制度，恢复古代的乡里选拔推荐制度，但是皇帝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