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川的成长经历

妈妈十月怀胎在西藏

1973年,孙川的父母从西藏调回北京,他们带回了一大推78转的唱片,孙川听着都觉耳熟: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曲、贝多芬的奏鸣曲……孙川说妈妈我好像在哪都听过?妈妈觉得不可思议,突然间恍然大悟道:是在妈妈妈肚子里听过?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的妈妈整个十月怀胎都呆在西藏,高原的花开了三季,树绿了三季,唱机上的唱片也旋转了三个季节。五十年代末,部队文工团进京演出,儿子降生在四川,职名孙川。

每次吃白薯,他都要扮演一个强盗

孙川一两岁时和姐姐落户在北京。他从太平桥洁茹托儿所进入玉泉山下的“六一”幼儿园,再进入有“贵族学校”之称的育英小学。在这些条件优越的环境里,他不知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苦涩,幼儿园下午那顿英国式午茶,使他品尝的是牛奶和小点心的甜腻。唯一的粗粮白薯,给了他新鲜美味的口感。每次吃白薯,他都要扮演一个强盗,他旁边的女同学手中的白薯都会被他劫掠,而每次分给他的牛奶,他又都全部倒给身边的女同学。坏孩子和好孩子,他乐此不疲地交替扮演着这两个角色。

优越的生活,无法掩盖童年的孤单和寂寞

在幼儿园他喜欢画画,随心所欲地东摹西画,但他得不到家庭的培养。7岁时,他开始阅读长篇小说,《黎族之鹰》、《欧阳海之歌》看得他荡气回肠;到中学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到高三又深深地迷恋哲学书籍。

在西南军区工作的父母从1953年进藏到1973年出藏,奉献20年,这期间儿子已长成15、6岁的少年。但儿子一直过着或集体或独自来往的生活,他没有家庭概念,没有具体父母之爱,不懂人情世故,这一段空白造成的淡漠永远无法抹去,这曾给青年孙川一种创痛,给他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情绪。

看不见的手指把音乐弹奏出来

孙川对8个样板戏倒背如流,在文工团的干校,这个北京来的孩子竟当起了老师。干校排《沙家浜》爸爸拉京胡,妈妈唱阿庆嫂,其他角色都由小孙川来教。大家说这是“孙家班子”。不只是京剧,器乐作品《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他也能倒背如流。叔叔阿姨夸这孩子的音乐记忆力真好。上中学时,他常常把学校宣传队的手风琴提出来拉个没完。没任何人教,不知怎么在拉手风琴中把简谱学会了。拉《少女波尔卡》、《牧民歌唱毛主席》,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怎么拉,他就会了。他拉得发狂,心里很痛快,两只手都拉得腱鞘囊肿,直到前几年肿才消下去。

一手拿着《反杜林论》,一手拿着《和声学》,坐在黄土坡上

初中毕业,孙川应该留在北京,虽然那时毕业生还大规模地到北京郊区插队,但孙川依然是符合留城条件令人羡慕的一个。但他认为当时的青年人羡慕有一个固定工作,为结婚准备多少条腿的家俱和置办“三转一响”是无聊和庸俗的。恰好有一位同志要到延安去插队,这理想主义的选择和他一拍即合。就这样,在某天早上,孙川偷拿了户口本去天坛南里派出所办理了手续。回家后孙川把这事告诉了尚不知情的妈妈,妈妈一脸吃惊。在张思德烧炭的地方甘泉县,孙川看到的与爸爸原来给他灌输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完全不同,山区农民的生活非常落后,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像爸爸说的那样。干了几个月的农活孙川就吃不消了,他当起了放羊倌,放羊的时候他一手拿着《反杜林论》,一手拿着《和声学》,坐在黄土坡上,头上是蓝莹莹的天,这是孙川知 青生活一年中最美的画面。

为赶到延安参加面试,他走了80里的夜路

下乡第二年,孙川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考试,交卷之后已成竹在胸,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第二志愿是西安音乐学院。艺术院校提前招生,因为通知晚了,为赶到延安面试,他走了80里的夜路。西安音乐学院优先孙取了这位命中注定和音乐结缘的青年。由于他天生的好听觉,到第二年级就免修视唱练耳。

他花了5元报名费,回到了北京

又是三年,在北京长大的孙川常想回到北京的那种文化氛围,他太想回北京了,这时他才知道有考研究生这条途径。当别人去争进京演出、参加调演这份荣誉时,他悄悄闪到一边学习外语。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他跟同学说过,多则10年,少则5年,我肯定能回到北京。可是三年后,他花了5元报名费,报在缪天瑞这位六、七十年代在音乐专业基础理论界堪称泰斗的老师名下,并在70多位考生中一举夺魁。多少年以后,他都以为许许多多人都和他一样靠个人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未写出《雾里看花》之前,孙川是惶惶然的。几年过去了,他又惶惶然了

上研究生的第二年,刮起了“西北风”,中国流行歌曲开始起步。孙川注意到了这个变化,这一年他接触到了录音棚。导师不同意他注意力的转向,严肃音乐对流行音乐侧目相看。但寒窗苦读这三年,中国最早一批流行音乐人已火火地上路了。

研究生毕业,孙川或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或分到“大百科全书”这两个都是要坐班的单位。他想搞创作,能让他写东西、不坐班是最好的。他拿起电话本挨个打去,不知打到文化部哪个团,对方说你话说得这么溜,是不是都打好些了?是。不过我不是分不出去,我不愿坐班、搞理论,愿意到文艺团体。那位好心人说,文化部文艺团体都超编,不可能再要人了。你试试产业团如何?孙川又翻开电话本,在“产业团”这一页,全总文工团排在第一位。电话拨过去时快5点了,一位分管业务一般不上班的副团长拿起电话,听孙川做了自我介绍,“您拿着东西来吧”。来时正赶上全总搞一个大的晚会,两礼拜后孙川正式上班了。

他至今感谢北京电视台的殷雪妮导演和丁百之导演。前者对他信任和青睐,把他推荐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光,使他创作的《今晚我们相识》的主题歌成为北京老百姓喜欢的一首歌,成为他的成名作。后者用人不拘一格,’95年中秋晚会上,他站在苏州桥上的那首独唱,至今还有人会认出他来,哎,你就是在桥上唱歌的那位吧! 他深深怀恋以前那个单纯的演艺圈

1993年,孙川为中央二台商标法晚会创作的《雾里看花》播出之后,他拿着一个小白板磁带送到北京音乐台,他们很单纯地播了。播出8周,无数个电话和三千封信使孙川受到了莫大的鼓舞。95年中央电视台把《雾里看花》拍成MTV,又对它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首歌显示了孙川的才华和勇气。未创作出《雾里看花》这前,孙川是惶惶然的,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又写出《踏雪寻梅》、《追缘》、《孔雀东南飞》等受欢迎的好歌,但在老百姓自愿接受的程度上没有超过《雾里看花》,于是他又惶惶然了。他认为其中很大的原因不在个人。如果中国是一个法制健全,版税制度健全的国家,他可以不靠不喜欢的新作品的稿费谋生,而是靠成功的作品的版税生活,去一年磨一歌,十年磨一歌,写想写的音乐剧和影视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