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什么要把老王的死放在最后？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荒唐的动乱的年代，作者夫妇作为学术权威被认作“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但是，任何邪风对老王都没有丝毫影响。他照样尊重作者夫妇俩。他认准他们是好人，知恩必报，临死也要去谢谢好心人。作者笔下的老王虽然穷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极其纯朴的好人。
1．为什么作者一家对老王那样的不幸者能那么关心、爱护？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样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从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观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别很大，不过是幸运与不幸造成的差别。所谓幸与不幸，包括天赋条件、成长条件、生理条件，幸运者只有关爱不幸者的责任，没有歧视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识，才会平等对话，才会感觉人家上门来“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要求社会关心个人、同情个人，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作者一家对老王是怀有这种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症，就送了大瓶鱼肝油。他们总是照顾老王生意，坐他的车，让他挣点钱。老王收钱常常客气，他们总是照原价付。平板三轮不敢坐了，还是关心老王是否能维持生活。总之，对不幸者怀有一颗爱心，才能这么关心人，爱护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样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几年了，作者每每想起来还感觉有愧于这个不幸者，总觉得在他生前，对他关爱不够。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设所提倡的。
2．这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材料琐碎，但是经过作者的组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是怎样组织的？
研究这个问题，可以先列提纲，再探究为什么这样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兼用逻辑顺序和时间顺序来编排的。开头四段先写老王的三点基本情况。这三点是按逻辑顺序安排的。一是职业，这是老王的谋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这是老王谋生的困难，三是居住条件，这是前两点的结果，收入少，当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时间顺序，回忆老王的工作与为人，两个片断写他为人好，一个片断写“文革”时期，他的生计越来越艰难。最后一个片断，是老王离世前一天的事情，最能见出老王心地善良。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还应该探究贯穿全文的线索。可以看出，作者是以与老王的交往为线索的。坐老王的三轮，一路说说闲话，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写老王眼疾，说到女儿给他大瓶鱼肝油，可见一家人对老王很照顾。老王对钱家也好，在服务费上双方总是非常客气。三轮改平板三轮，没法坐了，作者还是很关心老王，对老王有好处，所以老王总觉得欠了一笔人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谢。以彼此交往为线索，全文一脉相承，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时代背景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写内容吗？我觉得不是。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这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善良吗？这其实不仅仅是写老王的老实与善，更是对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的讽刺与控诉。所以，作者写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个黑恶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那么，杨绛一家呢？文章中多次写到杨绛一家如何对待老王，可以看到杨绛一家人的善良，这种善良一直延续到了他们女儿的身上。也就是说，这篇文章不仅仅写了一个人的善良，而是写一个异常善良的人对另一个异常善良的人的怀念，是写善良的人们在恶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
最后，文章中最核心的一句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一句话始终的理解：
一、为什么说老王是“不幸者”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他生计的来源“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塌败的小屋”；他还“瞎掉一只眼”。此外，他“是单干户”，“失群落伍”；他近乎没有亲人，“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是一个“老光棍”。无论是在物质上、生理上，还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个彻底的“不幸者”。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这样的“不幸者”，却在一个历史时间段里，与杨绛相识。
他们的相识，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闲聊”，但老王还是极为珍惜这样的一种相识。他以自己的方式来传达这样的一种“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楼，代我们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价相等”；文革期间，杨绛的丈夫钱先生“一条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钱先生上医院，“坚决不肯拿钱”，他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杨绛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亲近：杨绛将他视为“熟人”，愿意倾听他的“闲话”；杨绛的女儿也曾“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转；在他为杨绛一家付出一些劳力之后，还总能得到一些钱的补偿。尽管有些时候，“拿钱”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这样的温暖和亲近，让老王孤寂的心灵有了一种安慰。也正是这样的温情，使得老王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获得一种心灵的寄托。老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以劳力为生计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质朴的天性使他对有知识的人，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敬仰之情，这样的敬仰没有一丝的功利色彩，它全然发自内心深处。 于是，老王才在行将就木之际，拿着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和香油来送给杨绛。老王此次来，应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之所以拖着“直僵僵”的身躯，最后一次来到杨绛家，很显然有他内心的考虑；然而，他的苦心最终遗憾地为杨绛所误解（为何造成这样的误解，后文还将陈述），使其成为一种简单的钱与物的交换。“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而那“脚步声”踏响的又是老王另一个意义上的“不幸”。 如果说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显性的话，那么这次老王所踏响的“不幸”，却是隐性的。其关键之处在于老王以自己简单的思维方式，将杨绛一家对他的同情心曲解为家人的亲情。他实心实意地做着一切他自己以为该做的事，可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与杨绛一家毕竟来自不同的阶层，之间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那从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杨绛交流，可这样的交流也只能停滞在物与钱交换的表层，距离心的交流极远。心的距离，是他无论作出怎样的努力都无法缩短的。
二、杨绛又为什么是“幸运的人”？
杨绛的“幸运”，不仅仅是指她与老王两人在物质上悬殊的比较，杨绛的“幸运”首先应该是在她们一家遭逢“不幸”的时候，遇到了老王这种“最老实”的人。老王给予她一家的帮助，可谓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负”，“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没有“欺负”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实地做事。尽管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坚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虽然杨绛也有“不幸”：文革中被冲击，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还得自己烦请老王帮助送医院。但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杨绛写此文的真实用意，是想通过剖析自己与老王相识的点点滴滴，传达她对人生的别样体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这样的一篇短文中详尽地表述。 杨绛同情老王际遇的“不幸”，也尽了自己的力量在经济上帮助老王。在她看来，老王已经够可怜的了，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点儿便宜了。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对人和对事上都坚守着一种原则，那就是决不欠别人的情。 在她的心目中，老王与“别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对老王的付出，总是物化为用金钱给予回报：老王给她家送冰，尽管老王说“车费减半”，可她坚持不减；老王送钱先生去医院，“坚决不肯拿钱”，可她“一定要给钱”；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将结束时，给她送去鸡蛋和香油，她还是“拿钱去侮辱他”。请注意，杨绛在这里用了一个特别醒目的词：“侮辱。”它让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写此文时的一种别样心境，意蕴深远。 我们再读文章中的这样两段文字：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这里的两个“赶忙”耐人寻味，老王的“赶忙”是知道了杨绛“转身进屋”的动作将意味着什么，这是老王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杨绛的“赶忙”，是她没有能领悟老王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无暇去领悟，因为，那时杨绛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种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赶紧打发老王走。而打发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钱。我想，任何人对杨绛在这样一个特定时候的举止，都没有理由非议。 事情的结果，自然是老王无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钱”。从这一个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杨绛与老王之间内心深处的一种隔阂。这样的隔阂，在文章中还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杨绛家的“十多天”后，杨绛与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对话： “老王怎么样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与老王有着隔阂的还不仅仅是杨绛老人，即使是与老王同处一个阶层的老李与老王也有着隔阂，虽然两类隔阂的意义有可能不同。
然而，杨绛毕竟是一个有着社会良知的高级知识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忆”老王生前留下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对他的“谢意”，可杨绛得到的却是“心上不安”。这样的“不安”，不停地拷问着她的灵魂，使她顿然了悟：自己既往与老王之间的点点滴滴，是那样的不公平；自己对老王“钱”的回报与老王对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这于她而言无疑是一种揪心的痛。这也正是“几年过去了”之后，杨绛反思生活的一种精神的自省。知识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幸运”呢？
其实，杨绛文中结语的“幸运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改动，是有她深层次的考虑。我想，这大概也就是杨绛所说的“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
还有一点作为补充：老王这样的一个普通的人，最终让杨绛老人深刻地觉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将这一切质朴地昭示于后人，那又该是后人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