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兰英：出生被丢弃11岁差点被打死，30岁脊椎被踩偏一生无儿无女
1956年12月，沙蒙在拍摄经典电影《上甘岭》时，拍摄快结束时，沙蒙却喊了停。他突然想起，他的电影还没有一曲合适的主题曲。
沙蒙找来了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
乔羽刚到剧组就问沙蒙：“沙蒙同志，你到底对这首歌有什么要求？”
沙蒙一开始说没有什么要求，后来想了想，说：“ 你非要有要求，我这就一个要求，那就是以后我的电影没人看了，你这首歌也还照样有人唱。 我就要这样的歌。”
来到剧组两个星期，乔羽仍旧没有写出歌词。一天晚上，天下起暴雨，第二天早晨，乔羽在河边散步，看见一群小孩在河里泼水，嬉戏打闹。
一句歌词浮现在他的脑海： “一条大河，波浪宽。”
那时，他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哪怕只是一条蜿蜒的小溪，在儿时的记忆中，那就是一条宽阔的“大河”。
想起门前的“大河”，也就想起了家。
乔羽写完词，刘炽也随即谱好了曲。但在唱曲人上，沙蒙犯了难。
“全国都会唱的人，我都请来了，怎么还不行呢？”沙蒙跟乔羽抱怨起来。
看着沙蒙犯难，乔羽乐了，“那全国就一个能唱的你不请，请谁也没用。”
“那你说请谁？”
“ 你请郭兰英就完事儿了。 ”
郭兰英受邀前来，拿到曲谱后，郭兰英就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等唱到那句“这就是强大的祖国”时，幼时凄苦的经历涌上心头，她不禁热泪盈眶，哽咽地唱完所有歌词。
只唱了一遍，就征服了所有人，无人不含着眼泪拍手称好。
后来，电影《上甘岭》成了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主题曲《我的祖国》也传唱至今。
每次提到这首歌，郭兰英都会激动地说：“没有我的祖国，就没有我郭兰英。”
她用一语双关，说尽对祖国的爱。
郭兰英是家里唯一一个女儿，有5个哥哥，原先她的出生，家里人都很欢喜。父母还给她起个小名，叫心爱，是父母的心头爱。
然而，还没等她断奶，父亲就决定把她扔了。家里实在太穷，宁可眼睁睁看着她饿死，还不如扔了被吃了好。
小心爱就被扔在田野里。这事，传到了姑姑耳朵里，她刚经历丧子之痛，听到这个消息大骂狠心的弟弟，不顾身体连滚带爬地从炕上爬下来，跑到村外把心爱捡了回来。
心爱在姑姑身边长到3岁，就回自己父母身边了。一家人还未来得及享受团圆的喜悦，心爱就被送走了。
还是因为吃不上饭，只好把她送去学习，送到本家的叔伯家。吃住都在师傅家，师傅对心爱要求很严，睡觉时也要枕着自己的腿睡，半夜还会被师傅的棍棒敲醒，要换另一条腿枕着。
学了四五年，戏班子解散了，心爱没地方去，只能跟着母亲去要饭。结果差一点被母亲卖了。
心爱聪明伶俐，有时候在街上听到小孩在背三字经，她听过几次就能背下来。人贩子看见了，就对她的母亲说， “既然吃不起饭，不如把孩子卖了，卖个好人家，至少不会挨饿。”
人贩子话糙理不糙，一番话说尽母亲心里了。人贩子见母亲动了心思，直接塞给母亲8个钱，转身就要带走心爱。
这时心爱紧紧抓住母亲的裤腿，撕心裂肺地喊道：
“你已经扔过我一次了。”
“别再把我扔了，我就算饿死也想死在家里头。”
母亲听到这话，心疼地紧紧抱住小心爱，母女俩抱着哭了好一阵。
但凡能养活得起，又有哪个母亲愿意卖了自己疼爱的孩子呢？
母亲牵着心爱的小手，接着向路人要饭。
可这讨饭也养活不了一大家子，母亲只好再次把心爱送去学戏，好歹学一门手艺，长大了好养活自己。这次去太原拜师了。
戏曲师傅花5个铜钱，买下心爱五年的时间，学成了就自立门户，学不成就继续无偿当学徒。
这五年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家里人都不能插手，若是心爱一不小心被打死，那也是她命薄。
即便这样，这也是心爱唯一的出路。
心爱有戏曲功底，很轻松进了太原戏班，师傅给她取名郭兰英， “郭兰英”三个字成了心爱一生摆脱不了的噩梦。
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嗓子，喊到7点回来练功。
大家聚在一起练功，师傅就在身旁拿着沾凉水的皮鞭子，谁出个错，皮鞭子立马招呼上，瞬间掉层皮。
哪怕跟外人说句话，都能惹来一顿鞭子吃。
有一次，郭兰英的师妹被打得受不了，想逃跑。郭兰英帮她打掩护，被师傅发现，师傅让她跪在园中搓衣板上，头顶煤油灯，灯不灭，不起。
郭兰英生生跪了一宿。
郭兰英每天最开心的是吃饭，虽然一天就两顿，每顿只有三个饺子那么大的黑窝窝头，但相较于以前在家，连着一两天没吃的，好太多。
郭兰英心里是委屈的，但那个时候学戏的没有不委屈的。
戏班子准备一出《蝴蝶杯》的戏，唱戏的人临时有事来不了，师傅便让郭兰英顶替。
郭兰英之前没唱过这出戏，要在一两天时间内把大段戏词记住，对郭兰英来说，挺难的。
担心的还是来了，刚唱了几句，郭兰英就唱错了一句词，引得台下一片嘘声。
演出完，郭兰英走下台，师傅上来就是一脚，把她踢倒在地。这还不解气，师傅直接抄起旁边唱戏的枪杆子，使劲儿往郭兰英的背上戳。
郭兰英就这样被师傅拳打脚踢打回家，拿起烧火的铁棍子，在她腰上、腿上一顿猛砸。
师傅累了就换师娘，师娘拿起带钉子的木板就往郭兰英身上招呼。
师娘也打累了，就换师姐来。
郭兰英不服气，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把所有词都记住，已经很不容易了。
错了一句词，就遭到一顿毒打。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郭兰英立志要成为名角，远离师傅，自立门户。
在无数个痛苦的日日夜夜里，郭兰英咬牙一遍又一遍练习基功。
翻跟头、下腰、踢腿、拿顶，戏曲中随便一个动作，郭兰英都能流畅地做出来。
在师傅的拳打脚踢下，五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眼看五年期限将到，师傅怕郭兰英父母来把她接走，正好有人介绍师傅去张家口接戏，师傅直接把郭兰英带去张家口。
师傅给她定做了一身行头，她扮上特别好看，再加上她嗓子好，咬字清，架子美，郭兰英很快获得村民的认可。
郭兰英在张家口名气渐长，所到之处，村民都争相恐后去看她唱戏。
然而，这离她自立门户还差太远，郭兰英没能离开师傅，她看不到未来。
郭兰英看不到未来，她的母亲也度日如年。
自从把郭兰英送到太原学习，她的母亲就时刻担心着郭兰英。终于有一天，她听说女儿成了角儿，出息了。
心里特别高兴，她立刻带上家里仅有的那点钱，跑到太原去接女儿，可谁知道，郭兰英早就不在那里了。
她一路打听，一路找，从太原到北平，又从北平到张家口。
这一路至少有680多公里。
身上的钱早就用完，她就一路乞讨一路走，衣服早已破烂不堪，头发里夹杂着土块披在身上，与乞丐无异。
到张家口，母亲打听到郭兰英演出的戏院，走到门口被看门人拦住。
“那里面唱戏的是我的女儿，”母亲弯着腰求看门人让她进去，“不信的话，你可以陪着我进去。”
这时，台上郭兰英正在唱《杀子报》，这戏讲的是，母亲与僧人私通被亲生孩子发现后将其杀死的故事。
郭兰英在里面喊：“妈，你不能杀我呀！”
母亲在外面求：“你听，这就是我孩子在叫我呢！你们就让我进去吧！”
看门人不忍心，扶着母亲颤颤巍巍的进了戏院。
戏台上，郭兰英哭得撕心裂肺。
戏台下，母亲哭得痛彻心扉。
演出完，母亲被看门人带到后台，郭兰英看到， “妈妈一手提着个破篮子，一手拄着木棍儿，披散着头发，瘦得皮包骨头，哆哆嗦嗦地叫我的小名。”
母女相逢，给郭兰英的生活带来一些色彩。
郭兰英在工作队同志的帮助下，她终于摆脱了师傅，和母亲两人住在分配的一间房里。
在这间房里，郭兰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安稳。
郭兰英一生就想脱离旧 社会 ，她多次给领导提出更改名字，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更改，但她开始了人生第一次革命。
在郭兰英成角儿后，师傅给她两颗牙裹上金片，这是身份的象征，只有角儿才配得上。
进入革命队伍后，郭兰英觉得大金牙让她带有旧时代的印记，平时连笑都不敢张嘴。
她徒步走了15公里，到县城随便找了一家牙科诊所要拔牙。
牙科医生不停地劝她：“别人想镶还镶不上，你怎么要拔呀？”
郭兰英急了，“让你拔你就拔，多少钱我都给你。”
等金牙拔完，郭兰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连看都不看仍在牙医桌子上，转身蹦跶着往外跑。
牙医对着她的背影大声喊：“你的金牙还没拿。”
“我不要了，都给你。”郭兰英没有回头，一边唱歌，一边翻着跟头，跑回了革命队伍。
名字虽然改不了，但是金牙拔掉了，郭兰英称这次拔金牙是她“第一次革命”。
也是在这次拔牙后，她对师傅有了改观： “我对师傅从来没有怨恨，只有感激。”
这个差点要了她性命的人，同样给了她安身立命的本事。
16岁那年，在一次偶然中，郭兰英看到王昆和张守维演出的歌剧《白毛女》。
杨白劳被黄世仁逼死的那一夜，张守维用带有明显的河北口音的语调，一声声呼唤着“喜儿”、“喜儿啊”。
满腹言语，却又无从诉说，只能老泪纵横，默默无语。
郭兰英看到躺在舞台上的张守维，一遍又一遍地问：“他死了吗？他真的死了吗？”
她被张守维的演技给震撼了，从那以后，郭兰英迷上了歌剧。
她毅然离开晋剧团，加入了文工团。
多年的练习，专业的戏曲功底，让郭兰英的第一次亮相，大放异彩。
《白毛女》中饰演喜儿的王昆，由于一些突发情况，不得不让郭兰英临时顶替。
郭兰英结合自己戏曲功底，增加一些戏曲身段、曲调，创造出独属自己的“喜儿”。
让观众记住了郭兰英的“喜儿”。
后来几年，郭兰英又陆续唱了《夫妻识字》、《窦娥冤》、《刘胡兰》，独特的嗓音让郭兰英在歌剧界有了一席之地，更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辉煌。
生活开始对她眷顾了许多。
郭兰英成了一名华北联大的大学生，与乔羽、刘炽是校友。
因乔羽的举荐，她为电影《上甘岭》演唱主题曲《我的祖国》，传唱至今。
又再次受到邀请为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演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同样流行至今。
1956年，26岁郭兰英参加《春节大联欢》，后来被许多人视为最早的“春晚”。
在这届大联欢中，有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巴金、梅兰芳、新凤霞、袁雪芬等著名科学家、作家、表演艺术家欢聚一堂。
左起：范文澜、华罗庚、郭沫若
梅兰芳
郭兰英应观众要求，演唱歌剧《刘胡兰》的著名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眼神里满是自信与坚毅。
一切都往好的方面发展，但命运并没有过多地眷顾她。
30岁那年，郭兰英被四个踢足球的轮番拳打脚踢，然而他们仍嫌惩罚得不够，便又开始了一轮踢踹，一下子把郭兰英的脊椎给踩歪了。
医生跟她说她这辈子都起不了身了，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
郭兰英很绝望，没有一点生的希望，也想过轻生。
她回想起自己生命一点一滴，发现有太多事情放不下： “我还没报答对我的恩情，我就这样，又对得起谁呢？”
她又想到了刘胡兰，想到了她的坚强，她的勇敢。
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柱，她开始准备复健。
她不知道要多久自己才能站起来，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能站起来，但她必须这么做，不复健连站起来的可能都没有，她又拿什么去报答恩情呢？
终于有一天，她竟然站起来了。
医生都吓了一跳： “真是奇了怪了，难道你比我们的药还厉害？”
她本就是坚毅的人，更何况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她不想辜负党和人民对她的栽培。
人有时候是能创造奇迹，战胜所谓的“命”。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和国建国15周年，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七十多个单位的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等业余合唱团总计三千余人，都参与到了《东方红》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中。
在排练中，周总理对《南泥湾》提出了建议。这首歌讲述的是，原本荒无人烟的南泥湾被改造成万亩良田的故事，一向由美声演唱。
周总理希望能用我们自己民族唱法重新演绎这首歌，并当场点名由郭兰英演唱。
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接到命令赶回来时，离《东方红》演出还不到十天时间。
哪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郭兰英对《南泥湾》也用了不少心思。
出场时，她放弃了原先的“秧歌步”，采用戏曲的“台步”。在走的过程中，全程托举花篮，将对祖国的敬和爱完全表现出来了。
从这以后，《南泥湾》唱进大江南北，以至于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原唱。
她并没有吞下这份荣耀，反而多次在节目中澄清：
“我唱《南泥湾》的时候，人家已经唱了好几年了！我只不过是有幸参加了伟大的《东方红》，被更多人认识了，就有人说是我首唱。”
“这可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的！” 摇着头，摆着手，义正言辞拒绝这份荣耀。
这份真是老一辈艺术家最常见的品质。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
在纪念周总理的活动中，郭兰英唱了一首传统民歌《绣金匾》。原本的歌词是：“一绣毛主席，二绣总司令，三绣解放军......”
在唱到第三段“三绣解放军”时，郭兰英泣不成声，脑中一片空白，罕见的忘词了。
脑海里想到的都是周总理生前的一幕幕，以及12年前周总理在《东方红》后台对她说的那番话。
周总理说： “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能表演，但你有没有想过年纪大一些了怎么办？”
郭兰英还没有想明白，周总理就去世了。
想到这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情，脱口而出： “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您。”
哪怕是现在听来，也忍不住跟着她泪流满面。
1986年，退出歌剧舞台的郭兰英 与丈夫万兆元 ，卖出全部家产，南迁广州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
郭兰英年轻时，为了不耽误下乡巡回演出 ，她不顾自己怀有身孕，冒雨上山而流产，导致终身不育。
丈夫万兆元去世后， 她把心思全部放在教学上，言传身教、亲力亲为，为民族艺术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好像不会做别的事，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民族艺术传承下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
她说： “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嘱托吧。”
2019年，国家授予郭兰英“人民艺术家”和“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的荣誉称号。
面对荣誉，郭兰英说道 ：“走路都哆嗦了，唱歌气也达不上去了，但是为了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是扎根的。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