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章《王安石之死》 作者冯伟林 ？
王安石之死
冯伟林
一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六日，66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府（南京）的半山园去世。
死亡是一道黑色门槛。王安石死了，这个王朝再也没有支柱，这个时代再也没有灵魂。不管怎样，王安石的生命持续一天，人们就仰望他一天，即使不再发号施令，可仍然是一面旗帜、一种标志、一个信号。
司马光闻讯，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政治家没有了对手，生命再也没有了激情和斗志。这位新上台的宰相，此时正在家养病，当即提笔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简短的书信中，司马光有些失落，有些恨意，也有一些宰相肚里好撑船的姿态。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肯定对手等于否定了自己，司马光没有这么傻。他甚至还把所有的变法派和王安石的门生故旧概括为两类：一类是“谗佞”，另一类是“反复之徒”。他曾对各个机构中的变法派人物和与王安石多少有些牵连的人，不断地加以斥逐和打击，迫使人们只能对王安石“疏远”，既不敢再对他加以赞扬，因为那就将被列入“谗佞”之列；也不敢再对他加以批评，因为那就将被认为是“反复之徒”了。他要把王安石晾在一边。
司马光对死了的王安石作了结论，接着又建议“朝廷宜优加厚礼”，要让天下人知道，我司马光是不计前嫌的，是宽容大度的。小皇帝赵煦就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苏轼是大文豪，他的制词当然冠冕堂皇，文采飞扬。
没有人到王家祭吊。只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上为他们的胞兄选了块山后的荒地做墓庐。一个死了的政治家，没有谁会去沾边，人家躲都来不及，趋炎附势和落井下石，本来就是小人的一种属性，“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要知道，司马光的耳目在关注王家的动向呢！
低回的哀乐让人心碎。在远远的角落里，王安石的几个老朋友一片忧伤、悲怆。这种绝望的痛苦还有谁能体会？是的，大宋王朝再也没有时代的强音，再也没有振兴的呐喊了。
按理，王安石生前位至宰相，死后追赠太傅，在墓前应建神道碑，应有墓志铭，可这一切礼法，全都废去。人都死了，再大的排场又有什么意义？
王安石死了，朝廷安静了许多。皇帝可以睡大觉了，满朝文武可以睡大觉了，再也不必担心凶猛的变法会排山倒海，卷土重来。
只有边陲虎视眈眈的契丹王和西夏王窃笑不已。王安石死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谁也不会再说富国强兵。堡垒从内部攻破，过数十年，他们要占领北宋首府，要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虏北去。
只有春雨淅淅，像是无声的啜泣，可它能洗去人间的浮躁，能使世界在迷茫中冷静下来吗？
二
我想，作为一个文人，王安石本该有很多路可走。位极人臣，光宗耀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或是做朝廷的御笔，小心翼翼，写些歌功颂德的文章，他的诗文本来就是第一流的；如果“不为五斗米折腰”，那就到桃花源去，青山绿水，男耕女织，天伦之乐，也是一种选择。
人各有志，有人向往浅滩，有人向往大海，偏偏王安石是人中之龙，是热血男儿，是个有性格的文人，对政治的关注，对国家安危的关注，对朝廷命运的关注，一直贯穿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甚至耻以文士自名，其文学思想也表现出政治家的色彩，宗旨在于经世致用，重道崇经。的确，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出现在北宋的历史舞台上，两任执政，倡导变法，权倾天下，在当时的地位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历代文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1021年）冬天，字介甫，晚号半山。他的父亲王益，一生只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王益在各地做官，每次都是携带家眷同行。因此，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便已经到过很多地方，心里装下了茫茫九州。在长江流域，他曾在江西境内的好几个县住过，并曾到过下游的江宁和扬州等地；在粤江流域，他到过广东的韶州；在黄河流域，他到过京城开封。
父亲的官做得辛苦，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换来的是频繁的调动，他不愿意像父亲。做官，就应该轰轰烈烈，出人头地；就应该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个小小的县令只不过是一粒棋子罢了，能有什么作为？
王安石不读父亲为他准备的书，而是“自诸子百家之书，及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在阅读儒家经典时，他决不拘守那些先儒所注，而是通过自己的思考去理解。他不想做俗儒和书呆子，抱定学以致用的目的，决意在政治上做一番大事业。
当然，通向成功的道路要靠自己去拼搏。他没有大背景，没有捷径可走。有的是智慧，是天赋，是勤奋。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找到向上的台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被派往扬州，去做扬州地方行政长官韩琦的幕僚。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任鄞县知县。三年光景，他留下了不少政绩。“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资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氏闻见录》）。随后，被派往舒州做了一任通判，通判期满又被调任开封做群牧司的判官。
进京了，王安石没有丝毫的喜悦，这不是他的目的。那时候，凡是取得高等科名的学士大夫，大都只愿在朝廷上的史馆或秘书省等号称储才之地的机构谋一职事，以期可以比较容易地爬进更高层的统治集团中去。王安石却相反，他总希望能“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极愿意到外地州郡做地方官。
宰相始于州府，王安石志存高远。
他先后十几次上书请求外任。嘉庆二年（1057年），朝廷终于将他用为常州知州。从县官到州官，王安石总要对他所认为应兴之利和应除之害大力进行一番兴革，只要能造福百姓，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敢干。
十六七年的地方官经历，在王安石看来是一种财富。这十多年，他锻炼了才干，赢得了声誉；这十多年，他韬光养晦，增加了人生积累；这十多年，他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嘉庆四年（1059年），一场春雨之后，王安石再也坐不住了，他花了三天三夜，向宋仁宗赵祯写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
这是关于改革的宣言。我想王安石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奋笔疾书，38岁的年纪，肯定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是的，时不我待，他不能再等了，这个贫困的国家不能再等了！
三
王安石的《言事书》摆在宋仁宗赵祯的案头。这个在位三十多年的皇帝，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之后，已经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关注的仅仅是怎样及时行乐。但他还是懒洋洋地翻开了《言事书》，只因觉得新奇，只因王安石在朝野有些名气。
宋朝开国已近百年，好似一位多病的百岁老人，好比老牛拉着的破车，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但北宋潜在的矛盾时刻在危及统治的根基。皇宫里没有一天不在争权夺利，当官的多了，腐败的多了，军队没有战斗力。没有人关注百姓疾苦，没有人正视契丹和西夏的侵扰。契丹和西夏打过来了，那就给他们送土地，送钱物，宁愿苟且偷生，也不愿洒血沙场，去争得寸土。
边关告急，奏报一道紧似一道。声声马蹄，踏碎了多少人的清梦！
皇帝似乎已经习惯，振作过、图谋过，但终究看不到曙光，找不到出路，干脆夜夜笙歌；面对内忧外患，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在寻找济世良药，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他们咬着牙，埋着头，艰难地跋涉。
王安石出现在艰难跋涉的人群里，怀着深深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作为对命运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超越，是突破，是变革，是前进的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一直熏陶着我们民族的性格，使中国人民能够正视人生和社会的负面，认识生活的严峻，以有备之心接受命运中的灾难和不幸，使民族性格变得完整而深刻。
王安石为生长的时代忧患，为自己的家国忧患。他在十多年仕宦为吏的政治实践历程中，体察到从北宋建国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等方面所积累和形成的一些现实问题，慢慢地，脑子里形成了一整套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要把这套改革方案送呈皇帝，他以为这是济世救民的灵丹妙药，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
仁宗皇帝没有表示太大的兴趣。读书人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总有一种表现的欲望，那好，就把《言事书》批给朝中大臣阅览，让他们去评判评判吧！
《言事书》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后来改变了王安石命运的宋神宗。宋神宗此时还是太子，他的老师韩维给他讲《言事书》，给他讲王安石的忧国忧民，讲王安石的才华横溢。这位王储开始留意王安石。一登上帝位，就求才若渴，一天连发几道急令，从开封到江宁，催王安石去与他见面，与他去谋划改革，去实现《言事书》中设计的所有变法图强的理想。
王安石在一个大雪天赴京。白雪覆盖的原野，云雾氤氲，一眼望去，但觉一片空灵纯净，使人尘虑全消。王安石踩着薄薄的雪，心情无比畅快，他以为遇上了明君，以为可以宏图大展，以为历史的春天就要来了。在驿站昏黄的油灯下，王安石泼墨挥毫：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几行字，豪气冲天，顶天立地。王安石自比商鞅，当然想到了五马分尸，想到了要为改革付出的所有代价。他决心要与神宗一道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衰危困境，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他不在乎个人的命运，战国的吴起、商鞅作为政治家，谁不是把富国强兵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
王安石就这样选择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