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华和平条约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日华和平条约”是怎么一回事呢?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产主义扩张”的战争以及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的行列中。1951年7月，美国关于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
但是，美苏在邀请中国海峡两岸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权参加和会，遭到了前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1951年9月的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时间)，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说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
1951年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置国家民族利益和主权于不顾，于1952年由原来的持有异议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单独同日本缔结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并放弃全部战争赔偿。
正是鉴于这种历史背景，1972年9月26日，周恩来指示姬鹏飞外长，在谈判时要求日方以适当方式宣布废除“日华条约”，并强调说，“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要写在一起”。可是，高岛却搬出什么条约理论，始终反对在《联合声明》里写上“结束战争状态”一类的话。
中方还要写进“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权”的意思。还是这个高岛，又振振有辞地跳出来说什么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问题，也已经在“日华和平条约”中解决，“要求权”这个说法实难接受云云。
26日两国外长会后，姬鹏飞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当天下午，举行日中首脑第二轮会谈(第一轮会谈是25日下午举行的)。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义正词严地指出：
“高岛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意愿。”
田中角荣看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涨红着脸回答说：“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
周恩来对此未加理睬，将话锋一转重提田中前一天宴会上的致词说：
“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那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可以说是‘添了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
田中角荣不示弱，软中带刺地反驳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
双方足足论战了两个半小时。周恩来最后严肃指出：
“日方提到蒋介石放弃要求战争赔偿，这使我们感到惊讶和愤慨。蒋介石政权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他在和日本签订所谓和约时宣布不要赔偿是慷他人之慨，而我们是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出发，为的是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才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的。……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面对周恩来总理正气凛然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苦思冥想中，大平正芳冒了一句：“伏兵奇出，困难重重，真不好办，我们未料到的事，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
高岛益郎拍着脑袋，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周恩来这是在用孙子兵法!”
田中角荣很感兴趣地问：“请详细讲讲!”
高岛益郎拿出一本《孙子兵法》，翻到“军事”篇念道：“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这是什么意思?”日本人都大惑不解。
高岛益郎解释说：“周恩来采取的是治气与治心相结合的谈判谋略，就是先把对方谈判代表团中的一个人说成‘坏蛋’，彻底搞臭，使对方内部发生矛盾，让形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发展!”
众人听了都感叹不已。晚上，为了确切了解中方的意图，日方临时商定大平和姬鹏飞再次举行会谈，高岛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接触。日方根据从姬鹏飞、张香山等人那里获得的感觉，开始起草妥协方案。
在日方采纳中方的意见中，有一条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当初，日方觉得“既然有了联合声明，就可以不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了”。但周恩来在举行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即针对此指出：“田中先生，这不单是为了你我友好下去，而是为了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和平友好下去。”
9月27日上午8时许，田中一行离开迎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这时，大平趁机把高岛起草的日方妥协方案要点交给姬鹏飞，并对他说：“这是日本的最后方案”。
中方会作出什么答复呢?田中惴惴不安。他又暗自镇定住自己：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谈判有可能破裂，如果谈判破裂，势必影响田中内阁的存在。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
田中认为，这一轮会谈中，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中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周却不露声色，滴水不漏。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周恩来到底要干什么呢?会谈结束后，田中等突然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田中等非常担心。
吃晚饭时，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通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晚上8时30分，周恩来陪田中角荣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向着客人风趣地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田中连忙回答：“不，我和周恩来谈得很好。”
毛泽东：“不打不成交嘛!”
以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为转机，中日恢复邦交谈判突然顺畅起来。
晚上10时10分，大平和姬鹏飞两位外长在迎宾馆会谈。大平逐条宣读日方的草案，姬鹏飞和张香山一一记了下来。外交部两名工作人员轮流拿着他们的记录走出房间。其实是把记录的内容送交周恩来。
片刻，工作人员回到座位上交给姬鹏飞一张字条。姬鹏飞看后，便开始宣读中方的答复。
日方参加谈判的一位当事人，事后描述了当时精彩的场面：“真是迎刃而解。中方对日本的妥协方案作出全面让步。”
中方原来坚持要用“结束战争状态”这几个字，后来周恩来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方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
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在联合声明正文里”的初衷。周恩来认为，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增加反霸权条款，答应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就应该送给田中一份“人情”。
不过，中方还是提出了两点要求：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在联合声明前言里提一笔。”
“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意见。”
接受不接受这个要求，将会关系到联合声明的最终签署与否。大平外相没有犹豫，他很坚决地拿起铅笔，在已经打印好的日本方案上改写了联合声明前言的后半部分，最后写成：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大平最后是这样表述的：“中华人民***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大平删掉了中方一直坚持的“要求权”的“权”字，随后把稿子交给了中国方面，中方看了后，同意了。这样，双方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在法律上出现的分歧，一一得到了解决。
最后，只剩下文字进一步斟酌的问题。双方工作人员兴致很高，你一句我一句地，终在翌日清晨完成了联合声明的全文。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9月30日上午，田中首相一行从上海乘飞机返回日本。在上海机场，周恩来最后一次握着田中的手话别，并特别叮嘱了一句：“回去后，请转达对天皇陛下的问候。”
这使田中感到吃惊，因为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毕竟是在天皇名义下进行的，不少中国人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田中由此更领略到周恩来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的风度和宽阔胸怀。田中临进舱时，转身在舷梯上向着周恩来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