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volution that turned education sentimental 文章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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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产娘泡的教育改革
（该文的意义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素质教育）
60年代中期的英国，全国的课堂都在发生变革。此前，课堂里是一排排整齐的斜面课桌，后面坐着身着制服的学生，严肃刻板的老师校长在前耳提面命；而在那之后，则是一圈一圈的课桌，学生们穿着随意，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甚至像学生们一样爱唱KTV。虽然这是一幅教育漫画，但决不是空穴来风，这就是出于美好的善意，对我们下一代的关爱而实施的教育改革，并且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伟人们显然还觉得干得不错。
改革的目的是帮助孩子们更好成长，具体手段就是“平等”。随着ShirleyWilliams引入了综合中学以代替很多文法学校，改革付诸施行。
这就是我们和威尔士王子所见的那场不能避免的灾难。了解其来龙去脉和它失败的原因虽然亡羊补牢，但犹时未晚。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它看起来是那么地“理所当然”：老师理当帮助孩子成长；学校理当不论高低贵贱；严师理当让位于慈长，这些众多看似理所应当的事，却是由一个主观的想法所创造，就凭这个“理所当然”才应该被取消。
首先是不要被政治所迷惑（意即这个问题本身与政治无关，只是被政客们所利用）。今天的老师们不再是激进的托利党极端分子和没有脑子的八卦长舌妇，事实上，老师们多半都赞成稳妥的保守党政策。
问题的真正根源是对教育理论没有透澈的理解和误用。如，王子提到：“为什么今天学校不再教莎士比亚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教育专家和老师们一致认为——当代的和多元文化的作品更贴近于生活，而莎士比亚和其它90年前的文学，学生根本不能理解它们。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方针种下的恶果。正是Plowden女士的建议将我们都带入到今天自由散漫的教学环境当中，学生们幼稚无知却还无比自负。这种放任式教育已成今天的主流模式。
Plowden的信心来自于Frank离谱的调查数据。Frank是“自由读书”的鼓吹者，“让孩子们自己选择读物，好的东西自然会起效。”这大概是对自由理论最粗浅理解。而Frank和他的信徒们没有看到的一点是“阅读是一个需要引领的活动，它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
弗洛伊德、尼采、卢梭，从消化不良中得到启示，强烈地反对填鸭式教育，相信应该让孩子们自己控制受教育的节奏。教学的全部重点就是在灌输文化与自主学习两者之间摆动。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惯得学生们“多愁善感”，我们这个时代过度的矫情和一堆娘炮。说得严重一点，它把老师变成了保姆。
就实际而言，它侵蚀了知识的权威性。对于一个初级学校的孩子，理解乘法原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这是多少数学家都没搞明白的事，但“儿童中心论”要求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因此，按这个逻辑，乘法表是错误的教学工具。孩子们丢弃了由前人确定下来便捷的文化遗产——＂三七二十一＂。
同样文学也因为那些不着边际的学术理论而受到极大的阉割。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结构主义横扫英国的大学，后结构主义紧随其后。整整一代的法国巨匠——Derride，Barthes，Lacan，Levi-Strauss，Foucault——***同感叹：文学已死！
古典文学只剩下一堆字符。那些作家和他们伟大的思想成了凌乱的错觉，因为结构主义认为文词的使用完全是无意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姆雷特不比豆腐乳配料单更有价值。
（结构主义认为整体重于局部，联系重于内涵．因此，就文学来讲每个字词没有意义，只是一堆砖块，只有由一堆砖块构成的房子，就是形成了某种人能理解的整体概念才有意义．结构主义否认了语言基本元素如词句所具有的美感，而偏重于整体的情节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前人留下的语法规则没有任何意义，不应学习也不应遵守，文学应该直接来自于生活中的语言，即使它不符合语法规则．它给教育带来的麻烦是学生不能通过学习标准的语法规则来掌握某种语言，而必须到语言环境中去建立语言与概念的联系．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语言的更严重的随意化，100年后将没人能读懂我们的文学作品，就像今天我们读不懂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
他们（弗洛伊德、尼采、卢梭）都是天才，聪明绝顶，而那些普通老师从未读过他们的书，但自以为了解了他们的思想，把先哲们的思想等同于简单的纵容式管理。把这种思想照搬进小学教育无异于塞给四岁小孩一支AK47。
“文化相对论”是堕落的高智分子们最后一块遮羞布。因这种观念最普遍，也隐藏最深。从本质上讲，这种论调即是说我们的文化无特别的价值（因为各民族的文化是等价的，也即无特别的价值，也就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种迂腐观念在NBS广告中比比皆是。一群跳舞挥矛的土著被当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而哈姆雷特和九九表却被丢弃，还有什么能教？我们为啥需要信这些狗屁逻辑？为啥不能心安理得地做骄傲的自己？
然而“文化相对论”是我们教育机构的全部信仰，结果传染了学生。这解释了恐怕所有进入课堂的“相关”材料和多元文化。正是这些东西使我们搞不清哈姆雷特优于臭豆腐配料或是某个Rap明星。
查尔斯王子在1990年7月读到托利党议员George Walden的一份报告时获悉此事。
George Walden是我们时代的Jonathan Swift（相当于鲁迅），痛斥教育机构的堕落正在毁掉我们的民族文化。表面上看是外交主题的报告，实际却转入为民族文化的衰落而痛心疾首地凄厉呼号。——国家的经济可能马上就能得到恢复，而文教却保持着末流，我们住在欧洲最荒芜的城市中，慢慢窒息。他说到“垃圾的社会，垃圾的广播，垃圾的报纸，垃圾的财富，这都拜垃圾的教育所赐，我们真是欧洲的乡巴佬！”
难以想象有谁愿意当这么个地方的代表。因此，Walden明智地见了王子，王子却不明智地批评了教育方针。就像王子评价建筑的情况一样，这可能引发平民化的问题。民众们已不相信那些自大的专家了。因此，像评价建筑一样，让王子评价教育就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Walden借由王子表达的主张其实不过是不知所措。在认识到我们的教育体系一无是处的情况下，托利党激进的政策改革了12年后（Walden就是托利党议员，所以他也很迷惘），我们的学校却毫无起色，为什么打不得骂不得？
（2009年王子批评现代建筑不环保，导致一些建设项目被取消，建筑师们上诉议会说王子违宪，类似于＂后宫不得干政＂．现在王子鼓吹＂重读经典＂会遇到同样的麻烦．查尔斯王子是个保守的理想主义者，看到民风不古就自感难辞其咎，显得易被政客利用．）
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教育并没有引起撒切尔首相的足够重视，最起码不像她对待联邦统一（马岛战争）和工业国有化（反对国有化）时的态度那样！她认为人们只要管好自己，坏学校会自生自灭。而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在战后，教育机构无疑应是撒最需要施行改革的地方。但她的大臣们，他们的孩子都呆在私立中学（不关心公立学校的问题），所以根本没有促使她纠正这种偏见。
因此，王子的行为受到改革失败和高智群体的腐败所刺激，希望他的干涉会引起舆论的关注而被撒注意到。
不幸的是，政客们只会甩烟雾弹。与他们（政客们）讨论这个问题无异于自讨苦吃。他们将问题推到“资源”上，如老师们的专长或通过其它方式一样能接触到莎士比亚，他们决不会接受在教育传承上完全失败的事实。当然，这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早就丢弃了文化传统。
王子正在雄心勃勃地重整旗鼓。Correlli Barnett（历史学家）将教育系统比做专门生产“目光短浅，咬文嚼字，技无所长，四体不勤，刻板保守的国家寄生虫的机构。”在美利坚，Allan Bloom在他的著作《美国人的暗弱无能》一书中已然控诉了自由主义教育家们如何毁了本国的文化。
真相是，不论美英，这些先知们正在审视着一场无法挽救的溃败。国家积重难返，她的公民们都已自甘堕落。莎士比亚还是九九表都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自由主义者如是说。悲剧是他们真的这么认为。